我2017年去过一次曲阜，但是不知道汉魏碑刻陈列馆。它在孔府后门出口处左拐大约50米，一般游客都是随人群从这里右拐出去，朝孔林方向去了。我第一次也当了“一般游客”。第二次去曲阜是2018年，燕鲁古迹群朋友告诉我说，一定要去汉魏碑刻陈列馆，馆址就在孔府出口处左拐。我依言行事，果然有碑刻博物馆。是汉代的碑刻，好多是我在字帖上见到的碑刻，这些碑在文字发展史上，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价值。当时看了很是震撼。文物珍稀程度可想而知，都是一级文物。虽然是石碑，可安保人员一刻都不离岗。没有上玻璃（非常难得），可以尽情拍照，但不可靠近、触摸。我一天内进去两次，真可谓流连忘返啊。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汇集了曲阜碑刻的精华部分,现存碑刻131块，石雕6尊，历西汉、东汉、曹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金、元、明、清至民国，贯穿整个中国碑刻史。其中有西汉碑刻6块，东汉碑18块，魏碑4块，汉碑数量居全国之首。北陛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非常稀有的西汉早期刻石，也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五凤刻石是我国著名的西汉石刻之一，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性碑刻，张猛龙碑是魏体的杰作，代表了魏体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些都是举世罕见的碑刻，每一块碑都应该是一篇长文，我只是匆匆介绍几方。

东汉孔彪墓前石兽，右为虎形，左边为狮状，皆有似翼纹饰，即后人所谓“神兽”。腹部以下采用镂空处理，表面平整光滑；后肢以浮雕的形式加以表现，线条流畅，具有明显的东汉石刻特点。由于二兽前肢残缺，其形状已不可知，但通体观察皆为坐立作拱前之状。虎通高195厘米，面部夸张变异，后肢细长自然弯曲，颈下有一饰物残不可辨。狮高182厘米，头部残损严重，鼻目漫漶不清，口状犹存，道道浓密的狮鬃毛发清晰可见。原立于孔林孔彪墓前，于1953年移入孔庙，1998年移置于汉魏碑刻陈列馆。

汉石人麃君亭长刻字：此汉石人现立于汉魏碑刻陈列馆院中央的汉石人亭内，两尊。石人元在曲阜东南张曲村南大墓前，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由阮元移入曲阜城内矍相圃，1953年移入孔庙建亭保护。1996年将石人及亭一同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此石人高254厘米，胸围290厘米。腹部刻“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刻字时间不详，当为东汉晚期。

北魏正光三年（522）刻。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碑高226厘米，宽91厘米，厚24厘米。有额，浮雕蟠龙纹。碑文26行，行46字，记颂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劝农的功绩。张猛龙，正史无传，熙平之年（516—518）出任鲁郡太守，“治民以礼，移风以乐”，“学校克修，比屋清业”。政绩突出，郡人刻碑赞颂其功绩。碑文之末刻有属官官职、郡望、姓名，碑阴为属官及族望题名。

北魏神龟二年（519）立。又名“贾思伯碑”、“后魏兖州贾使君碑”等。碑通高215厘米，宽84厘米，厚20厘米。石灰岩质。碑首圆形，深浮雕四龙拱起，龙首在碑侧，额刻“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正文24行，满行40字，可惜剥落严重。正书，习称魏体，笔法高古。康有为称其为“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为“楷之极则”，杨守敬以为书体与《张猛龙碑》相似。贾思伯（467—525），《魏书》、《北史》均有传，曾任兖州刺史，颇有政绩，去职离任时，当地百姓立此德政碑。

熹平残碑，东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刻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黄易访得于曲阜东关，阮元移置于孔庙，现存大成殿东庑。碑残存中段左侧，残高69厘米，残宽79厘米，厚21厘米，石灰岩质。残文7行，首行存5字，末行存半字，余行存13-14字，隶书，阴刻。残文中可见“熹平二年十一月卒”，当为墓碑，墓主不详。书法淳实跌宕。碑文左边有清阮元、袁庭翔、翁方纲、孔昭薰等人题记。

现存山东曲阜孔庙。《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前碑〉奏铭建宁二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宁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隶书，无额，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山东曲阜孔庙。〈史晨前后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史晨碑》 两面刻，碑通高二百零七点五厘米，碑身高一百七十三点五厘米，宽八十五厘米，厚二十二点五厘米，无碑额。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三月。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末行字原掩于石座中，旧拓多为三十五字，新拓恢复原貌三十六字，字径三点五厘米。碑文记载当时鲁相史晨及长史李谦奏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建宁元年(168)四月。十四行，行三十六至三十五字不等。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等，是中国东汉重要碑刻。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身高1.5米，宽0.73米，四面皆刻有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碑阴 3列，列17行；左侧3列，列4行，右侧4列，列4行。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此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礼器碑》中正典雅，法度森严，飘逸而不失沉着，规整而不失畅快。笔画以瘦硬为主，粗细变化明显，尤其是部分捺画，劲健有力，干脆利落，粗与细之间形成明显反差，平正于外，奇崛于内，体势变化看似平淡，而结体细细推敲却并不简单，布局疏朗，而字字重心稳固，通篇骨力通达，神完气足。碑文字迹清劲秀雅，有一种肃穆而超然的神采。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无额。隶书，18行，行40字。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 此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用墨沉细，字形丰厚清明，为辟字尚存本。《乙瑛碑》书风颇严谨，富素朴之趣，是汉隶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也是后人学习隶书最佳范本之一。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此碑结体方整，骨肉停匀，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 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属方整平正一路。历代书家对此碑赞誉甚多。

东汉•新富里渎石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刻。1992年2月23日发现于曲阜小北关村北104国道西侧，1998年移展汉魏碑刻陈列馆。石长114厘米，宽39厘米，厚18.5厘米，石灰岩质。从出土现场看，该石为汉代鲁城北墙下排水沟的盖石。字刻于向南一侧，横向，文为“建武廿二年十月作渎新富里”。“建武”、“渎新富里”六字为大字，每字一行，“廿二年十月作”六字为小字，每三字为一行。隶书，当为工人所刻，笔势刚健，“建武”二字末笔斜长，尤其雄劲。

王陵塞石，西汉鲁王陵墓封门石。曲阜城南九龙山3号崖墓出土，现存曲阜孔庙大成殿西庑。石长220厘米，宽92.5厘米，厚47厘米，石灰岩质。刻字两处：右上刻“王陵塞石广四尺”；左下刻“二尺”。均隶书，阴刻。带有浓厚的篆意。“广四尺”指石之宽度，“二尺”应指石之厚度。经实测，与汉尺相符，墓中出有“庆忌”铜印一枚，学者认为墓主系西汉第三代鲁王刘庆忌，当武、宣帝(前88—前52)时期。

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东庑。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３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凿成龛形。五凤二年即公元前５６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这廖廖十三字成为人们研究西汉书体的重要依据。

北陛石为我国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鲁北陛刻石，简称北陛石。石高19 厘米，宽42 厘米，厚94.5 厘米，石灰岩质。该石阶面浅雕双璧纹，立面阴刻菱纹，一端有卯榫。该石刻于鲁恭王六年，即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 年）。

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七月刻立。又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有额，题篆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两行，行五字，分别位于穿两侧。碑高306厘米，宽102厘米，厚24厘米。碑文有题，题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正文十四行，满行二十八字，记述孔宙生平事迹。孔宙（103—163），孔子十九世孙，任泰山都尉，平定叛乱，死于任上。死后故吏门人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铭赞颂。碑阴也有额，题隶书“门生故吏名”一行于穿下，开列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姓名籍贯。

碑文书法齐整，波撇并出，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规矩。碑阴书法亦淳厚。朱彝尊《曝书亭集》云：“《孔宙碑》属流丽一派，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孔宙碑阴》笔意深古，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深冬自卫，真善为譬者。”碑现存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