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光寿

 

       现在许多地方许多人都在谈论农村土地私有化和林地私有化的问题，说一旦私有化了农民就有了自决权，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可以兑换成货币，经济条件好了可以再买回来。

       我没有对私有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的观点和感觉还是停留在十年前我做社会调查所接触到的东西上，甚至是我从小就感受到的东西上，虽然现在谈论和上升到政治层面要求解决土地私有化和林地私有化的人当时可能正在睡大觉，但是现在的争论很显然并不是要讨论私有化那么简单，所以我需要说明我在调查中所获知的感想。

       我的家乡所在的村庄面积很大，我小学的时候需要步行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能走到学校去上学。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原来有一片森林，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待我从小学读到初中，再读到高中和大学的时候，那片山基本上就光秃秃的了。我一直在纳闷，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的家乡所在的自然村也有很多树林，这在20世纪的80年代联产承包以后也被分到了各家各户，基本上按照山的面积来分配，每人大约拥有3到6亩的山地。为了平衡，在每一座山上，都分成了很小的部分，每家都有。这些树林里有很多大树，最大的需要几人才能合抱得过来。

       把树林分到每家每户以后，大家的热情似乎都提高了不少，每天每家每户都要派人巡山。可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春秋时节，正是水田里引水特别紧张的时刻，大家顾不了山里的事，都到田坝上守水，结果山林里就出现了小偷，整天砍树的声音和锯木头的声音不绝于耳。因为争水已经出现矛盾的村民已经不可能进山集体行动，只有个别人进山。这个别人进山的时候，有时候也能碰到偷树木的人，不过那些人一般都有三五个，打架怎么也极其不平衡。很多时候，只有目送偷盗者出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村的人最大的愿望是将山里的树木卖掉，换成钱，存到银行里怎么也不会丢失。后来来了老板收购木板，大家争相出售自己山里最大的树木，甚至有的人还私下找到老板，表示愿意以更低的价钱出售。在那个夏天，整整一个月大干之后，森林里像样的树木都变成了钱，存到了银行里。

       可是后来有年轻的小伙子结婚要盖房子，要找良木为柱为梁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可以用的树木了。大家没有后悔，只有失望，叹息自己命运不好。

       读大学以后，我在贵阳58公里外的一个村搞社会调查，那个村特别缺水，我们喝的水都是从水塘里舀出来烧开以后才拿来的，那个村身体不好的人特别多。村民告诉我们，在20年以前，他们这个村是绿树成荫泉水甘甜的。只是因为村子在三县交界，小偷和强盗特别多，除了偷牛偷马以外，就是砍树。他们自己为了保住这些财产，干脆自己把山上的树全砍了卖给了老板，从那以后水就渐渐干枯了，几乎所有的水井都没有水，喝水只有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一来一去就去了一个早上。

       我们问这里的村民，如果把土地和山林完全私有化，他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们说，就是把土地和山林全部卖掉，全国各地去逃荒。

       我们在更多的村庄问更多的村民相同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相同。但是当时的讨论和要求并不是很激烈，我们问了也就问了，加上我们当时的学识也非常有限，所以就没有形成什么东西来。

       后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问题似乎很多，很多人一再认为集体所有制给官员以权力掠夺农民土地，于是很多人就建议土地私有化。但是思考历史以后发现，其实世界上一共有两种力量可以劫贫济富的，一种就是权力，另外一种是资本。在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权力的控制，最关键的是要发扬民主。而如果失去集体的庇护，土地可以买卖，那么资本就出来了，那可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在许多鸟不拉屎的地方，一亩地的价格实际上很低，那里的农民把地卖了，到城里来找工作，谁都知道现在城里的工作难找，几个小偷一偷，或者几个大盖帽办几个证把手续费一收，进城的人就没有钱了。没有钱就只有铤而走险，消极的就是偷摸扒窃抢劫杀人，积极地联络同类闹革命。

       之所以有人要私有化，是因为一些人已经想好了一些步骤，许多学者都已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提出，私有化需要政治民主化来保障，而要推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化，理所当然有障碍，推掉这个障碍就行了。

       于是乎，我知道了土地私有化的根本目的，其实不是要保障什么农民的利益，而是要实现一部分人的政治抱负而已。而这种政治抱负，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虽然很多人对我们说是上帝传来的福音，但我宁可相信，这是假传上帝旨意带来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