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之花

撰文/张文光

 
 “那两个孩子，没爹没妈了，的确可怜！”在昏黄的电灯下，范老师的语气很凝重。范老师是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洞小学的老师，他所说的那两个孩子，是指在该校读书的两个小女孩韦永清和韦永秋。
 韦永清今年7岁，长着一个椭圆的脸蛋，瘦弱的身子。因为长期的劳作，乍一看上去，她根本就不像7岁的孩子，老成得多。“韦永清”不是她的本名，这是姐姐韦永秋娴这个名字不好，到该校上课的志愿者老师给她取的名字，她的本名叫韦老东——一个成人的名字。
 韦永秋是永清的姐姐，今年15岁，应当读六年级，她本来已经准备到广东打工去了，但贵州省要进行“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乡政府才把她请回到教室上课，给她安排在大洞中学的八年级，可是她听课就根本听不懂。
 两姐妹的爸爸韦忠利早于1999年春天就患癌症去世，母亲滚老笨（苗语音译）在孤独地带她们4年之后改嫁了，她们就只有跟着三叔韦忠胜生活，而韦忠胜已有两个孩子，他们夫妇俩还赡养着80多岁高龄的父母。
 从2005年8月起，笔者多次来到她们家。每次打开门，首先是已故浓烈的尿骚味扑鼻而来，接着看到的是昏黄的电灯下一张很老的木床上躺着的很老的男人，还有盖在他身上的很老的被子，再下来是几个懂事的孩子。

 
 姐姐妹妹

 

 第一次见到韦永秋、韦永清姐妹俩是在2005年8月26日晚上。
 她家在一栋两层楼的木房里。一楼的墙壁是用木条和竹条围编起来的，现在已经破烂不堪。这一楼里有一对猪（牛）圈，圈里铺了一些干枯杂草，空荡荡的；猪圈的旁边是一架舂米的碓，脚踩的木碓板已经被踩得光滑发亮。
 沿着一条断了几级踏板的楼梯上到二楼，才是真正住人的地方。一进门，一股价眨着尿骚和草药的怪味扑鼻而来，在门右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很老的男人，他身上盖着一床薄被。老人的眼睛通红通红的，两只眼珠在转动。
 在老人床下，几只断了鞋帮的凉鞋找不着伴儿，还有两只旧木箱；床头边的小桌子上放一台19英寸黑白电视。屋子中央是一口火坑，一口装了些水的圆砂锅稳稳地架在一副三脚（农村里专门用来放锅的支架，生铁或者钢筋制造，将一个铁环的同一面焊上三只同样长的脚，俗称三脚）上，火坑里烧着柴火，几缕火苗舔在砂锅底。在火坑左边的墙脚下，放一张小碗柜和半边圆桌。
 睡在床上的老人使他们的爷爷，今年83岁，生病在床已经好几个月了。奶奶也76岁了，也经常生病。
 他们家刚吃完晚饭，韦永清就认真地收拾碗筷、抹桌子。她长着一个椭圆的脸蛋，瘦弱的身子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瘦弱。奶奶说：“每天吃饭过后，不是老东就是老东姐收拾碗筷。”
 2005年7月28日，虽然家里没钱交学费，大洞小学还是通知她来读一年级了。
 姐姐韦永秋今年15岁，清瘦而显得成熟，现在读初二，在笔者面前，她说了对家庭的担心：“在学校的时候，我总是想这家庭怎么生活下去！”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里滚出豆大的泪珠。
 说到妹妹的时候，他眼睛一亮：“‘韦老东’这个名字不好听！要是爸爸还在就好了。”她嫌妹妹的名字太土。她说，韦永秋上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就给她取了个好名字，她一直沿用到今天。而爸爸现在不在了，没人给妹妹取名字，到学校报名读书的时候，就只有写大家都知道的她的乳名。
 “叫韦永清！老师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韦永秋想给妹妹改名字。“好！这个名字像男孩的名字，愿她像个男儿一样勇敢吧！”韦永秋的脸上掠过一丝忧伤。
 1999 年春天，当韦永清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爸爸就患病撒手而去了。韦永清很想爸爸，但平日里奶奶指着相架上的照片让她认认爸爸的时候，她却摇摇头，认不出来了。笔者来放的时候，奶奶又从床边拿出那个像框，指着一张合影照，韦永清羞涩一笑，躲到一边去。
 韦永清很乐意帮助别人，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一个学生的书和文具盒被打落在地上了，两个女孩子为此争执起来。站在一旁的韦永清走过来，捡起地上的书和文具盒交给那个学生，并将她们拉开。
 

 
 两姐妹的父亲叫韦忠利，在家里排行老二。1989年，他与本村的滚老笨自由恋爱结婚，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女儿韦永秋，恩爱的夫妻还建了自己的一栋新房子。不过新房子没有墙壁，1995年，韦忠利随几个老乡来到广西玉林的一家砖厂做工。1996年，他利用打工挣的钱给两间新房装上了木板墙壁，一家三口终于住上自己的新房子。
 1997年春节后，韦忠利想再次外出打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4月底，他来到县城一家私人诊所检查。医生说他可能是癌症，叫他在诊所打针医治。可正值农忙季节，韦忠利就回家来耕田种地，也渐渐地淡忘了去医治自己的病了。
 1998年4月5日，滚老笨生下第二个女儿。到了5月底，韦忠利来不及多亲亲这个小女儿，就病倒在床上了。
 大洞村是原同乐乡政府所在地。韦忠利病倒后，滚老笨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到乡政府给职工挑水挣钱。乡政府离水源有一公里的距离，她挑一担水能挣上五毛到一块钱，一天能挣八块钱。乡政府职工知道她的丈夫生病，拿工钱的时候就多给了她一两块；政府活动会餐需要大量水的时候，她便将女儿托给婆婆照顾，跟村里的几个妇女一起来挑水。
 可是丈夫的病好不起来，“忠利的小女儿出生不久，他后脑部位就生长一个小疙瘩，然后他感到腰肢、背部、心胸疼痛。由于没有钱，只去县医院打针输液两次，就不得不回来了，最后他鼻子流血，手脚僵硬，话都不能说了。他的病跟癌症一样——身体浮肿，长疙瘩……”韦忠利的母亲回忆说。
 西医不行换中医，滚老笨四处打听草医师。有一次，为了请一个草医师，她背着小女儿徒步去六十里路远的规林村，脚丫脚板都磨出了许多水泡。夫妻俩先卖掉他们两亩碰柑果地和两头猪牛，年底又以1800元卖掉他们的房子。他们只有住到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
 韦忠利病有一次对母亲说：“妈妈，我没有一个男孩儿，可怜这两个小女孩子啊，您们老人家也老了，小弟常年在外，永秋的妈妈年轻，如果她改嫁后，永秋姐妹俩就跟您们讨饭吃了。”
 1999年3月7日，韦忠利病死。当时韦永秋8岁，韦永清11个月零5天。韦永秋说：“那天早上，我准备去上学，可妈妈不让我去了，叫我多跟爸爸说说话，多看看爸爸两眼。可爸爸两只眼睛直瞪着楼板，想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母女三人相依为命
 

 韦忠利病死后，滚老笨母女三人就搬来和父母兄弟一起住。2003年6月15日，滚老笨带着四岁半的韦永清回了娘家，两天后又带着女儿改嫁到偏僻的滚玉村，可因为男方家种地种田很困难。同年8月中旬，滚老笨又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后来，韦永清回家跟了爷爷奶奶，滚老笨留在娘家没有回来——按照习俗，滚老笨改嫁后，就再不能踏进韦家的门槛了。
 滚老笨的娘家在宰邦自然寨，离韦忠利家的路程步行需要十来分钟。韦永秋常常带领年幼的妹妹去外婆家看妈妈，然后又不得不一块回了奶奶家 。滚老笨也只能到大洞买油盐的时候，悄悄地叫上两个女儿，才能见上一面。
 “永秋的妈妈很漂亮，勤劳又能干，她经常到这路边来看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姓管的村民说，滚老笨不能到屋里去，就只有在路边或者叫人帮她进家去叫女儿下来。“有一次，天快黑的时候，月色很亮，她还到这里来喊那两个姑娘，然后母女三人就在路边说话，边说边哭，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2005年7月14日，滚老笨去广东打工。出发之前，她又来到路边，想看看两个女儿，可她十分沮丧地听邻居们说，两个孩子已经跟小伙伴到山坡上寻找一种能卖钱的“臭虫”去了。她只得抱着遗憾离开了家乡。
 自从滚老笨改嫁后，抚养韦永秋、韦永清两姐妹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叔叔韦忠胜的头上，因为两个孩子跟着韦忠胜的父母，但父母年迈多病需要赡养，这所有的责任非他莫属了。
 

 

 韦忠胜2005年前他靠卖艺为生，是个乐天派。假如不是这半年来在外打工被太阳晒黑的话，真的看不出他今年有33岁了。
 韦忠胜从小爱吹芦笙，喜欢跳芦笙舞。1994年，大洞村组成了月亮山苗族风情艺术团，队员三十个，韦忠胜成为其中一员。这个团队刚建立时就在村里乡里的节假日活动中给父老乡亲吹芦笙曲，跳芦笙舞。后来影响渐大，县级州级的各种节假日庆祝活动，少不了他们的表演。2002和2003年，凯里国际芦笙节40个文艺参赛队中，大洞村的月亮山苗族风情艺术团连续荣获第三等奖。
 2003年初，这个艺术团分为四个小组，分别在全国各地闯荡。韦忠胜带领二十个队员到广东打拼，他们专门为一些企业搞宣传演出，临近春节时，他们每人每月可拿到2000元。5月“非典”迫使他们的队伍又再次分散。韦忠胜带领其中一个五个人的小组到重庆，结果呆了半年，每人每个月只能挣上五六百元。
 2004年，韦忠胜带领这个小组到了遵义、长春、沈阳、北京、昆明等地演出。妻子跟着另一个小组到了浙江、江苏。
 “有时候回家来，看到这些黑漆漆的沙锅，要煮顿饭，却不知从哪里开始。又看看那些菜地，想到拿锄头镰刀的，心里都累了。”但生活终究是生活，他们在外面卖艺风光的同时，也被好几个老板欺骗过，韦忠胜夫妻俩最后只有回家来。
 但是现实的问题又出来了，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又经常生病；自己的两个孩子家上二哥的两个孩子，一共是四个孩子。在家里劳动勉强能解决温饱，但还要解决父母的医药费和孩子的学杂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在无奈之下，2005年农历三月，韦忠胜带着妻子到武汉打工搞建筑。他知道父亲年老体弱，经常打电话到亲戚朋友家来问父亲的身体状况，可他们为了不让韦忠胜操心，就瞒着他说一切都好。
 8月份，父亲就病倒了，家里80多岁的老妈妈也照顾不过来。他听到父亲病倒的消息，跟老板结帐就回来了。9月23日回到家后，马上请乡卫生院的医生来给父亲输液。
 这次回来，跟老板结了两千多块钱的帐，来到从江县城只剩下1900块钱了，可他的妻子硬要买一台彩色电视回家。想到哄哄孩子们开心，韦忠胜就答应了妻子，花了700百块钱，买了一台21英寸的彩电。
 韦忠胜说：“这次回来要呆一段时间。永秋长大了，我准备打一架床铺给她们睡觉；等父亲身体恢复了，再去打工。”

 

 
 9月2日上午八点钟，笔者再次来到她家。韦忠胜的儿子韦永华正在烧火做饭，他说：“永秋姐姐和老东妹妹跟奶奶到坡上割草去了。”
 笔者了解到，每天下午放学后，韦永秋教她妹妹做作业写字，韦永华教弟弟写字，然后他们兄弟姐妹四人一起做饭、喂猪；周末早上，韦永秋就跟奶奶上坡割草，中午又到四五里之外的山坡上砍柴，回来后还要帮爷爷奶奶洗衣服。有时候跟奶奶挖地种菜。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笔者跟韦永秋来到她家一块农田边割草，她割草的动作很麻利。她说，读一年级的时候，进步很快，成绩很好。但从三年级开始，因父亲过世，家庭思想压力很大，成绩一直提不上来；六年级毕业后，由于母亲改嫁，不得不要帮奶奶割草、砍柴、种地，所以就没有读初中了。
 2005年，从江县“两基”工作迎接省级验收，她才有机会回到学校读书，“无论如何都要读到初三毕业！”别人家的孩子有时间去做玩，还能看电视，她却连看书的时间都很少。
 10月2日，笔者再次来到韦永秋姐妹家的时候，屋里的味道已经大不一样了，一股浓浓的青霉素味道代替了过去的尿骚味，爷爷堂的那张很老的床上添了一笼白色的蚊帐。新买的电视机也放在了桌子上。叔叔韦忠胜回来了。
 韦忠胜说：“这五六年来，对不起两个老人和永秋姐妹俩。以后我一个人去打工，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给永秋姐妹绣苗衣，让她们跟其他孩子一样生活成长；现在不敢多讲她们一句话，爬上她们自尊心，只要求她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好好做人。今后不管怎样，她们始终都是我们自己的女儿！”
  (作者系贵州省雍里乡大洞复新小学志愿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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