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言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众多有识之士是抱持着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的，一方面，莫言的文学成就对得起这个奖项，其获奖本身，说明这个奖项对于既往的中国文学（主要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是有所忽略的；另一方面，鉴于当下文学（以诗歌为代表）有近乎于无、真正的作家生存处境艰难以及体制、社会糟糕的现状，选择莫言获奖，在恢复、提升中国文学的品性以及推进社会整体进步方面，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甚或可能是有害的。其实，网络民意亦无不如此，更有一些极端的论点，把莫言及其获奖推向了想象中的罪恶渊薮。

    我更愿意思考莫言在当下的中国何以取得如此的文学成就以及其作为现实中国作家的生存之道。获奖后的莫言的两次发言，恰恰为我提供了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视角。一次是，莫言辩白说，自己并不后悔抄写《讲话》，还对《讲话》做了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解读；再一次是，莫言直言，文学不是为党服务的，并呼吁还某一被监禁作家以自由。可以说，这样的两套话语体系，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论调，都足以令世人惊骇。

实则，这样的左右开弓，两头讨好，浓缩的是莫言的生存道术，是莫言多年来内心平衡并借以审时度势、谋生世道的集中体现。

    据说，莫言在职业以及文学道路上，并不很顺当。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成名、盛名，他屡屡触犯体制禁区，屡屡遭遇现实挫折，并影响到了仕途进步。但很快，莫言以商业的钥匙，很快打开了其发展以及思想转变的禁区大门，由经济及社会及仕途，一通百通——径直说，莫言成了一条变色龙，深深地掩藏起了其作为作家的职业锋芒，不再挑战文学及思维的顶端、极限，绝口臧否体制短长。在文学风格、方向上，他更贴近性、暴力、野史轶闻；在现实生活中，他不拒绝应景应酬，常与企业商贾、政界权贵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甚至发展到了良莠不分、认敌为友的地步。比如去年去年11月8日，莫言为臭名昭著的重庆某前领导打油献媚顺口溜，阿谀、肉麻程度，丝毫不亚于郭老沫若：“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我相信，即便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今天的莫言而言，这样的追问也是足以令其针芒在背的——你期望什么样的政治“黑马”问世？一个十足的恶魔何以就“中流砥柱君子格”了？

    这首打油诗中的“为文蔑视左右党”，其实也很是耐人寻味，毋宁说，这体现出了莫言长期以来恪守的为人、为文之道。只不过是，“蔑视左右党”，更多、更长时期“蔑视”的是“右”而非“左”，其表白的不偏不倚、特立独行，真实内涵是偏倚一方而“蔑视”另一方。这既是莫言在长期以来高压、僵化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中，耍小聪明的生存道术及其自白，也是一大批混文混世、混着混着就混成了大小混混的一大批文人的真实写照。

    为人为文，世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混为一谈，且盖棺定论的案例以及经典理论，也向是如此认定的。其实，这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定论以及排斥特例的烟幕——历史上，人、文分裂的例证比比皆是；现实中，我们保有善良的愿望，总是对这样的人、事将信将疑。

    关键是，这样的分裂程度有多深，还要看某为文者的为人，是恶贯满盈、习惯性恶毒，还是人神各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倘是前者，自然为人永久唾弃；若是后者，则不过是人性自私的小节而已，可以忽略不计。

    令人欣慰的是，除了上述一首献媚诗，我们并没有发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莫言有更进一步的出卖人格、出卖内心的言行。这使我们能够以诸如瑕不掩瑜、偶或走眼来理解、解析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大师。

    至于大胆呼吁还某被监禁作家以自由，我不认为这是莫言全然迎合网络与民间声音的表现。诚然，获奖后的莫言，腰板硬了、话语权大了，有了在某种程度上抗衡、批评体制的底气和力量，而丝毫无自身安全上的担忧。但是，他如此言行，无论如何还是犯忌的，无论如何还是会冲淡一团和气的。

    能够写出众多具有创造性、爆发力的佳作，能够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地遨游在观念世界中，对简单明了的人间政治事理不可能想不明白、想不透彻。由是，我更乐观地以为，莫言的心中，还是有道义担当的，还是有是非曲直的。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获得了自身际遇、身世地位突变的作家莫言，在中国社会渐趋走向开明、进步的当下，不要再为琢磨抹黑自己、遗臭千年的打油诗并获得五斗米而煞费苦心、点头哈腰了，不值得！自己读读“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这样的诗句，你硕大的头颅难道不需要扎进裤裆里“思过”吗？你叮嘱某人“当官珍惜前后名”，怎么就不在意自己为文“珍惜前后名”呢？好在你还年轻，“四十一炮”过后，还有“五十一炮”、“六十一炮”，浪子回头金不换，看你过后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