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京报》报道：《沪“钓鱼案”两官被追责，副区长行政警告》。言：备受关注的浦东新区“孙中界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昨天，上海市监察局在上海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布，浦东新区副区长陆月星、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吴福康，因对10月20日对外发布“孙中界事件”错误调查结论负有领导责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上海市监察局相关决定言：陆月星作为浦东新区负责“10·14”事件处理的副区长，没有对该事件的事实真相进行深入核查，轻信了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事件的情况报告，并同意在该局情况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向社会公布的新闻稿。吴福康作为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主要领导，对“10·14”事件的事实真相没有深入实际进行核查，轻信基层执法大队对该事件的情况报告，并在浦东新区五部门共同讨论的新闻统发稿上签字。10月20日，这份与事实真相不符的新闻稿向社会正式公布，以致误导了社会公众，损害了政府形象。浦东新区政府后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同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

    等待良久的埔东新区关于钓鱼执法的是是非非以及所谓问责，终于暂时性尘埃落定——人们期待的一记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板子，到最后连影子都没有。埔东新区只给予两个造假欺瞒、错误引导社会舆论的当事领导“行政警告处分”。与以往所有不端政府行为引发社会公众义愤的情形一样，上海有关方面执意要将我行我素、刚愎自用、冥顽不化、对抗到底当作一方屡试不爽的良药了！

    “行政警告处分”可以算得上是计划经济时期，对于领导干部有一定作用、影响、约束力的泛政治色彩的处罚措施。其实，那个时候，领导脸皮没那么厚，没有那么多死不要脸的领导，领导没有更多的经济利益，没有更多的关系网以及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担忧，故“行政警告处分”算得上是给当事人脸上抓一道子的行政举措。之上大概还有“行政记过处分”等等。试问，这个“行政警告处分”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所有方面，何以能起到处罚、担责的一丝一毫的作用？

    就是这么一个早已被领导们以及社会公众抛到裤裆里的一个鸟处分，竟然被埔东区政府煞有介事地拎出来，不嫌其臭地轻安在两个当事领导身上。其实，埔东区政府此举，恶心的绝非当事领导，恶心的是已然是社会及民众，以及业已被“损害”了的政府形象。也就是说，埔东区政府后继所做的，不是要修补政府形象，而是在继续“损害”政府形象，且不那么选择手段，肆无忌惮。

    何以如此之言？笔者先是看到了这份“问责”公函的漏洞百出。

    比如，“陆月星没有对该事件的事实真相进行深入核查，轻信了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事件的情况报告，并同意在该局情况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向社会公布的新闻稿”。“吴福康对“10·14”事件的事实真相没有深入实际进行核查，轻信基层执法大队对该事件的情况报告，并在浦东新区五部门共同讨论的新闻统发稿上签字”。这两个结论的前后因果以及基本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陆月星和吴福康为什么要“轻信”、“没有核查”？有没有作为领导基本的鉴别大事大非的能力？若没有，这两个领导又是怎么坐在上位的？他们是主观不愿意，还是客观没能力？这应该给社会、给民众一个交代！而两个领导都是在“该局情况报告的基础上……”、“在埔东新区五部门共同讨论的……”，云云，如此字斟句酌、百般搪塞，显然是在推脱责任。是埔东新区负责“问责”、负责撰写“问责”文稿的有关人员、有关签字人员，在为这两位领导推卸责任。或者说，是为给予两位领导“行政警告处分”寻找理由和借口。

    再比如，请大家注意的是，埔东新区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新闻稿” 。两位领导签字的是新闻稿，而非结论。是明显是在对社会与公众进行公开的误导！这里面回避的是，对结论、政府结论。且对于臭名昭著的“钓鱼执法”只字不提。“新闻稿”当然比政府结论要轻了许多，当然不需要担当什么责任。那么我们要问了：这“新闻稿”与政府结论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政府部门为了搪塞社会、搪塞公众、糊弄社会、糊弄公众，而在没有政府结论认定之前，要出台一个“新闻稿”，则这岂不是在说明，政府部门根本是不负责任的吗？政府部门五个部门竟然造假“新闻稿”，是否意味着，政府部门造假“新闻稿”惯了，轻车熟路了呢？政府部门签署或造假“新闻稿”，有没有一个规范的工作准则呢？

    还比如，埔东区有关部门先是造假“新闻稿”，后被埔东区政府认为“误导了社会公众，损害了政府形象”。后来，浦东新区政府后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如此种种，其中混乱的逻辑关系，已非一个正常的、理性的政府部门所为。是造假的“新闻稿”，还是“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 “误导了社会公众，损害了政府形象”？这期间，是有着本质不同的！既“不正当取证”，又造假“新闻稿”，应该说，是双重罪愆，应该被双重问责——这双重问责，就是这么一个“行政警告”吗？

再有，若进一步追究，“不正当取证”说法及认定本身，即严重站不住脚，早就为搪塞社会、搪塞公众定下了调子。正如律师郝劲松所言：根据刑法第266条，数量众多的“钩子”与交通执法人员，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栽赃陷害大量车主，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十分严重，已涉嫌诈骗罪。浦东新区政府内部，想必有不少知法、懂法之人士，对此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难道即能长久装聋做哑吗？ 

    丢卒保车、挥泪斩马肃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暂时失去了面子，以自失面子给社会、民众一个面子——由此，埔东新区政府或者不愿意做、不屑做。停止当事人的职务、看下一步的动静行事，待避过社会的关注、避过舆论的风头，即可悄悄让当事人出来工作，这样做也是前有车后有辙的，郑州“替谁说话”的局长，就是个例子。而为当事领导换个蹲坑，以正常工作调动的名义，也不是不可行，那样至少也能缓和一些社会、公众的激动情绪。但是，上述所有这些，埔东区政府都没有去做。他们要做的，愿意去做的，就是一个“行政警告处分”。

    笔者相信埔东新区有关领导要高明的多。对于笔者所列上述比“行政警告处分”更高明的“问责”法，或许根本不高明——建设性的、规范性的、前瞻性的、符合社会、民众、国家利益的“问责”法，相信埔东区政府随手捻来即是。而，不用最高明的，只用最愚蠢的，或者说，在他们自己看来，不用最愚蠢的，只用最高明的，只能说明——埔东新区如此以“行政警告处分”问涉违反法律的官员之责，这是在明里暗里蔑视、无视社会及公众，蔑视及无视法律，蔑视及无视和谐社会建设，并行强蛮的对抗之实。

“行政警告处分”，这个具有中国上海埔东特色的“问责”结果，能否让社会满意、让民众满意，能否糊弄过关，能否不酿出下一拨的社会风潮，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