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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蓝棣之
曹万生主持并主撰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诗学流变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让我写一篇序。我当然欣然接受。这不仅因为我很关注中国当代诗学的历史发展,同时也很关心作者的近况。
1982年初夏,我陪唐弢先生伉俪参加成都召开的郭沫若学术会,见过万生,那时他才在读华忱之先生的硕士一年级。2003年,他来信请我到成都参加他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他已成了四川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了。会上,来自全国数十位诗学专家与会热议不说,上百个研究生在会场上活跃提问的情形如在目前。这个会上,他的诗学所也宣布成立了,现在这本专著,也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中国当代诗学流变史,是一个不好写的题目,这是因为诗学概念在当代中国是折腾的。且不论当代中国经历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三十年,同时,当代中国文学与诗学在价值形态与美学形态上的模式,实际上从1942年就开始了。曹万生的这本中国当代诗学流变史,把这个模式上溯到1942年并且提出的标志是客体诗学的开启,这个论点是创新的,关键是具体论证,书中关于此后诗人不能抒发小我只能抒发大我情感的改变,以及更有说服力的也具有诗学流变意义的是,诗人主体情感的改造、情感表达方式的改变,诸如由擅长的抒情方式转向不习惯也实在隔膜的叙事方式、由五四以来的吸收了西方的浪漫派现代派的新诗写法转向中国北方的民歌的写法等等,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何其芳现象的论述,何其芳、艾青的转向等等,都是具有创新性的也很有说服力的努力。
除了上述不好写的变化以外,两个三十年的区别是巨大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不同价值形态、审美形态的诗学理论贯穿成一个流畅的发展的整体,是需要学术的驾驭力的,即使整体化了,也是需要说服力的;还有,后三十年“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走马灯式的诗学潮流的涨跌起伏,如何厘清其发展脉络以及其中的联系,如何区别80年代中期以后的商业炒作与正常的诗学更叠,以及政治波动影响的诗学跌宕,都是需要这种驾驭力与说服力的。这本诗学史衰减了五六十年代曾经热闹的时文,把重心放在50年代的形式诗学出现的原因与各种形态的爬梳,描述了50年代在那样困难的时候不少严肃学者守住诗学的底线进行的艰难努力的客观描述,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它如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语言诗学研究,80年代如何由客体诗学转向“三个崛起”的人道主义主体诗学,且由人道主义转向存在主义的另一种反英雄的主体诗学、特别是语言诗学等几种诗学形态的转变、90年代诗学的多元文化形态的转向等等,这些很近的也不太近的诗学,可以写史,但也有风险,等等。这本书敢于犯难,勇敢直面,并且提出了现代诗学到当代诗学之由主体到客体的擅变,当代诗学再由客体到主体、再到多种主体形态的分化的诗学流变历史的规律与发展,都是很具有学术意义的努力。其中,关于80年代前期朦胧诗学的人道主义性质的论述,是对过去朦胧诗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90年代纷繁复杂的诗学形态以及与国外语言诗学的接轨与变异等,鲜有说得这样深入,这些都是作者努力的结果,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驾驭力与学术的说服力。
书最后有一个附录,收列了1976年到2003年的近百种诗学研究著作,写有作者简介与著作简介。这些著作的入史,可能还需要历史的沉淀,本书搜罗出来,加以集中,为现在的学界为未来的考评进行初步的历史清理,是一件很费力但也很有学术积累意义的一件事。
当代诗歌史出了几本,诗学流变史还没有,有过一本当代诗学,但不是史。这是第一部中国当代诗学流变史,就这一点来说,就具有学术的开创性、建设性与意义。
祝贺中也有期望。诗学流变史与诗学史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流变史难就难在流变规律的把握与论证,以及流变史实的描述,诗学史难就难在入史史料的评骘与细节的翔实及推敲。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当代诗学史问世。
是为序。
于清华大学,201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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