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后现代与地域文学---- 第二届金沙江文学笔会第一次大会学术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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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听了七位先生的发言,总的来讲,我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发言体现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焦虑。在这个总的感受之下,我觉得今天上午的发言,大概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后现代和现代性的交锋和焦虑,这个主题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焦虑。
第一个发言的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谈了三个命题: 一个命题是关于价值;一个命题是关于手段,当然也包括手段性,实际上他谈的是手段性;第三个问题是陷阱。他的焦虑是什么呢?首先,少数民族文化很好,文学很好,阿库乌雾也很好,就像昨天去过的格萨拉,去过的雅垄江,那里的水就很清亮,比平时见到的污染的珠江水好的多。 这是谈的价值。姚先生从两个方面谈这个“好”:一个就是面向全球或者人类来讲,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敞开”。这里他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概念,就是海德格尔的“去蔽”。另一个,说少数民族的“好”是一个承传,就是对历史的一个承传,共同构成它的价值。实际这个价值,有后现代文化的因素。在我看来,他的理解里头有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又不全是。另一点谈到了手段,实际上是说他们这个创作是一种手段性,应该理解为一个手段性,不要把它整成一种手段。如果把它整成了一种手段,就成了一种工具,就会堕落。大概我们关注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整成一种工具是一种时髦,特别是当代文化。这也是一种生存或者生存术。因此他最后讲,要警惕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什么呢?他把它说成是一个要警惕那种“小范围的大一统”。这有几个分岔:“小范围的大一统”,“小范围的小一统”,“小范围的差异性”,或者说把这个东西推向极端,我觉得他主要怕把这个东西推向一个极端,或者一个中心,这个极端就是中心的意思,结果又成了决定论,又回到了现代。这是一个观点。围绕这个观点,我觉得几位学者是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呼应或者说是商榷。
第二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谭五昌教授。谭先生谈到几个比较相关的问题:一个是文化身份的问题,作家的身份问题,就是谈到了阿库乌雾本身的身份问题。然后由身份问题谈到少数民族身份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他和姚先生开始有区别了。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性的时候,他谈到吉狄马加 ,说吉狄马加由著名的彝族诗人,变成一个著名的当代诗人,现在变成了著名的世界诗人,就是用这个身份不断叠加发展的。这个大概就是上面姚先生讲的工具,所以我讲在这个地方,会议有了交锋和焦虑。当代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多元文化。这就是唐先生的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为了支持第三个观点,他还举了一个例证,就是莫言。但是他是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来举的,也就是说,这个独特的叙事实际上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可以超越自身,获得另外的价值。当然,关于莫言获奖的解释是多样的,在我看来,他不过是用虚幻的方式,以地域为焦点,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个批判非常巧妙,结果各方都能接受而已。这是不是中国经验,可以讨论。谭先生还谈了阿库的第二母语的创作。谈到了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一些关于中西文化对立的一种看法等等。这些看法,也是不同的声音。
第三个学者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敬文东教授。敬文东的声音是靠麦克风太近,我没有听得太清楚,但是我大致感觉到他说的意思。第一层是说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有这样一个特点:少数民族作家写的作品事实上是用现代汉语写的自己民族的生活,这与母语写作还有区别。第二层就是他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背靠传统的文化价值。敬先生解释了西方文学重“真”,东方文学重“善”,然后衍生到彝族文学里面的赞美诗的写法等等,这就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特点,这是汉民族文学中没有的。同时,他还强调了这个地方经验、民族经验的价值。
接下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先先生。刘先生其实在呼应前面的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关于全球化向本土化的转变,他倒是比较倾向于本土化转变的这个趋势,也许因为他发言时,阿库乌雾已经作了关于金沙江地域的文学地理学的发言,对刘大先有所启发,他呼应了阿库的这个说法。第二个观点,他这里提到了中心和边缘对立的二元模式,他提出应该无中心,应采取满天星斗式,满天星斗都是,你不能说你就是中心,人家那里也有星斗。他应该就是散点式的说了两个观点。
以上关于第一个主题,我觉得第一个主题,已经超越了金沙江,已经从金沙江走向了中国,因为第一个主题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焦虑,是当代中国每个人都有的焦虑,学者焦虑的是就是如何保持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与差异,当然你可以说是后现代性,非常警惕地走向决定性的现代性的路向;当然,商业性操作的看法又与此迥异,或在这个旗号下事实上迥异。这又是一个悖论的问题,一个生存发展与文化操守的问题。
第二个主题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我把它叫做“金沙江文学地理学宣言”。我没有想到阿库乌雾兄有这么一个发言。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的院长,罗庆春教授有这么一个发言。因为他这个发言是一个纲领,同时带有强烈的民族感;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提的问题很重要,可能是恰合了当下一些命题和思想。我们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最近若干年,文学地理学风靡流行,包括杨义都了一本文学地理学了。这几年我参加的博士答辩会,有几个都在写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论文。他们依据的是一些美国学者的一些文学地理学的著作,借鉴评述。其实沿用我们原来就有的说法,文学地理学我们其实从来都有,《诗经》开始就有,就是各个方的地方经验,它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那么罗庆春的这个发言呢,他谈了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关于地域叙事;第二个大问题,他提出了要选取金沙江这个地域叙事,要揭开这个序幕;第三大问题就是要创造金沙江地域叙事的优秀文学作品。他里面谈到了一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很少有人谈到地理的、地域的记忆,地域的灾难,地域的回忆,地域的苦难,地域的伤害,地域的经验,等等。他还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地域性加文学性就等于文学的民族性。这是他提出的一个定义。所以他把这个文学的民族性所依托的地域的概念改写了,这个地域就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更重要的也是一个人文概念,换句话说,不仅是一个人文的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综合。
从这个角度他来呼唤金沙江文学,我觉得这个很有生长性。所谓生长性就是说,在前面讲的那个现代和后现代的焦虑中,我们不能老是谈焦虑,我这十几年来老是听到这种焦虑。焦虑当然重要,但是最终你要落地,要落地,他就落了一个地,他提出一个概念,叫“金沙江文学”。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伟大的作家不过都是这样写的,都是基于一个地域,在这个地域中深化发展体验人性的。比如说莫言,他的高密地域。他是高于地域最后都落实到地域。这样的话他就回避了很多问题,回避了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来谈的问题。这是第二个主题。
同时,云南民族大学的黄玲教授,赵振王主席,对阿库乌雾的的作品,做了精当而有体验的具体分析。这个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最后,我觉得最后衍生出一个主题。就是——我把它归纳为警惕从后现代回到现代。在坚守地方经验的时候,要写出当代的金沙江流域的经验。我稍微解释下,春天时在川大也和阿库等少数民族作家开了个会。当时我谈到阿库创作中有三个声音:一个老毕摩的声音,一个声音是高楼的声音,一个是心中的声音。心中就是怎么样以低于地平线的姿态,从高楼回到大地。回到大地,这是老毕摩的声音,是民族灵魂的声音,但置身城市与高楼,如何回到地下,内心是矛盾的。这就是三个声音在打架,三个声音的复调。主旋律是回到地下。这是内心的主旋律,但它是矛盾的,错综的,交织的。阿酷身份与罗庆春身份就是高楼与地下两种声音的体现。换句话说,也叫做一个城市的印象,一个乡村的印象。一个地上的东西,一个天上的声音,然后一个心中的声音。他以通过地理地域的这个概念整合他这个独特的民族的所有的体验。这样就很好。
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赞美后现代的时候,往往这些作家都要把自己向现代方向引进。走向现代,走向本质化,或者走向什么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要拿奖啊。就是为了拿奖,拿奖的时就要考虑一些问题,其实你不考虑问题时很容易拿奖,前面说到,莫言为何得奖,众说纷纭。在我看来他不过就是非常地域化和虚幻化地批判了中国当代现实,包括中国当代历史,所以这个地域化和幻想化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坚守当代金沙江地域的时候,如果是当代金沙江的体验的话,那么金沙江的焦虑就是全球化的焦虑、就是中国的焦虑、就是西南的焦虑,通过金沙江这个地域体现出来的就是超越金沙江的金沙江地域文学。
因为有急事要走,还有七个小时的车程,所以也就把自己的一点想法也说了,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根据录音整理。20130825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