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第三次大会发言稿·2010年9月22日下午

      不是文言白话之争，而是白话诗性之争——评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白话诗论辩的实质（摘要）

曹万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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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17年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的白话诗论争的实质，是胡适白话诗主张是否有诗性的问题。白话诗有两个内涵：白话与诗。白话与文言之说，既有胡适与梅光迪的误述，也有学术界的误读。胡适的误述是对白话语言的误述，认为白话即诗。梅光迪、任鸿隽的误述是对诗的误述，认为只有文言才有诗性，白话没有诗性。言不尽意构成双方意的曲述，对意不误述的不辩导致史的误写。

论辩的表象，是白话与文言之争，这个表象1917年发展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胡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为现代汉语文学的成形与发展作出贡献，也为新诗成长设下致命的理论陷阱。

论辩的实质，是白话诗性之争，即第一，白话是否是诗，第二，怎样的白话才是诗。

胡适主张：白话就是诗，诗就是白话，仅在白话语言层面。“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而 诸先生不甚喜之，以为‘不像诗’。适虽不谓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论张打油诗为白话诗。话语背景是“革命”、“质胜于文”。

梅光迪、任鸿隽主张文言诗，内涵是汉语的诗性层面。梅光迪等主张用“诗之文字”作诗，不要用“文之文字”作诗；白话作诗，诗性太少；白话作诗，要有教育选择、审美体现。梅光迪没有看到白话的诗性，只看到文言的诗性；他看到的白话，只是俗的白话，不是诗性的白话。这是梅光迪的误区与问题。(“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以为太易也。”“白话俗不可当”)。任鸿隽主张有合理性：“白话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强调白话的诗性。错在仍然认为白话没有诗性。任鸿隽是在集体误述与误读中展开论述的，但他的重心在诗性而不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

胡适20年代开始谈起音乐性、节奏一类现代汉语诗性的外层面问题。

100922下午大会发言，101002贴出。

思考题：五四白话文学革命，就白话而言，只革了哪种文体（体裁）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