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黄金饰物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北京刘家河商代墓葬中曾出土过一对金耳环和一对金臂钏。而大体同一时期，镶嵌工艺亦开始用于装饰青铜器皿了。

当然，早期所谓的金错工艺也包含了后来我们称作鎏金、镶金等工艺，并非都是剔铸槽的镶嵌法。因为古语中“错”至少有三种与此工艺相关的意思。一是《传》云：“东西为交，邪行为错”。即凡不垂直交叉的斜线重叠就是错；二是《史记》所谓：“翦发纹身，错臂左衽”。即“谓以丹青错画其臂也”，故“错”也通涂画；三是《说文》中之定义：“错，金涂也”。也就是说，这种工艺可泛指一切表面采用金饰的工艺，无论其为镶嵌的文字、纹饰，还是平鎏或鎏金后再剔刻的。但今人对于后者已不再称“错”，定名时即加以区分，如错金银虎噬鹿插座（参考图1 战国 错金银虎噬鹿插座 1977年河北平山出土）、鎏金镶玉带钩（参考图2 战国 鎏金镶玉带钩 1978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58号墓出土）。若再细论，还有嵌金、包金、泥金、描金等等。

错金银亦称金银错，春秋之前所不见。其法以青铜器皿为基础，用金银薄片或金银丝构成主要装饰纹或强化铭文的视觉效果。较之单纯的错金、错银器，错金银器皿的金黄、银白、铜绿交相衬映，使得色彩更丰富，也显得更为华美。尤其肖形器，多见以规整且繁复的平行、相连或交错的条纹与几何图案构成动物、神兽的毛皮装饰纹，遂使器物平添了一番华贵感和律动的韵味，渲染、强化了动物的骨骼、肌肉线条，甚至体态和动感。

战国时期，错金银工艺曾盛极一时，大如鼎、尊、壶、豆、鎛鈡等礼器，小到带钩、尺、镇、匕，甚或骰子等日用器，以及高等级贵族配带的兵器、仪仗用具，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自作剑等。

一般来说，错金银工艺通常是将器物表面预铸出纹饰、文字线槽，或者器物铸成后根据图案需要錾刻出阴线，复将金银丝、片嵌打牢固后厝磨完成的。与金银镶嵌不同，此种工艺最后需用厝石反复打磨完成，而“厝”亦通“错”，所以，这种金银镶嵌再厝磨成就的工艺就称作错金银了。其兼具耗材、用工的双重糜费，因此，流传至今者并不多见。

错金银双头神兽早年散失于海外，据悉为原张学良幕僚之张振鹭（1928-1931年辽宁财政厅长）于上世纪50年代携往日本的旧藏之一，长21、宽8.2、高7.1厘米。据现持有者称，此器原本满锈，错金银工艺几乎看不见，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专业人士处理后才将其工艺特征显露出来，此后又经藏家做过表面的除锈处理。今据尾部和腹部等锈色判断，其残留有早年出土时的原生锈和传世过程中的二次生成锈。其造型特征及兽身纹饰与1977年河北平山中 山国君王墓出土的错银双翼神兽（参考图3 战国 错银双翼神兽 长40、高24厘米）相类。

西周时，在燕、赵、晋几个大诸侯国周边，曾有戎、狄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聚居区或小诸侯国，东周开始逐渐融入华夏民族，也有些遁入大漠被匈奴所并，如春秋初，白狄诸部的鲜虞、肥、鼓等就是这样的小国。战国时，鲜虞立国改称中山，而肥（今藁城）和鼓（今晋县）先后灭于晋。据《史记﹒赵世家》记载：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其时为公元前414年。至昭襄王八年（前299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见《史记﹒秦本纪》），凡七代。若不计立国之前的文王和国破后被迁至膚施的后嗣，实际只有五代君王，国存仅115年。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据考系第五代国君墓，鉴于其出土的礼器铭文中记述了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和齐国乘机伐燕的史实，因此，其重要礼器的制成上限为齐伐燕王哙让位于相国子之的公元前314年，下限为其下葬前，即属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

就造型整体特征而言，这类兽形器大多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关，一般是游牧部族进入农耕地区后残存民族习惯的衍生产品。因为，农耕民族的祈祝更关注于农作物和家畜，游牧和游猎民族则习惯性地关注与渔猎和放牧相关的事物，故一经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将一些野兽、猛禽形象铸在了青铜器上。这与汉民族从游猎、游牧到农耕时期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商周以降，在中原文化中野兽、猛禽形象也会出现，但已明显带有了人文倾向。

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错银双翼神兽与这件错金银双头神兽，均采取了前低后高的体态，于稳定中透露出一种跃动感。但错银双翼神兽四爪基本平行排列，躯干略显扁平，因此，采取了沿其躯干纵轴垂直方向的S形处理，水平方向仅头部侧转，阔口微张，似示威的表情，同时为表现动感，躯干处理成翘臀塌腰作敛翼欲起的跃动状；错金银双头神兽采取的则为更成熟的沿纵轴垂直和水平的双S形处理，双头相背，均作咆哮状，且两前爪呈大跨度斜向叉开，与参考图1错金银虎噬鹿之虎的后肢形态相仿，故体现出更强烈的动势与王霸之气，同时也更具张力。

就错金银纹饰与工艺看，此错金银双头神兽较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出土的一组肖形器，无论装饰纹饰的合理性和工艺细节均更趋成熟。譬如与错银双翼神兽相比较，虽然两器均以回纹、卷云纹等为主体，但错金银双头神兽纹饰的表现力更强，特别是后腿胯部的纹饰与肌肉的配合更趋完美，而卷云状纹饰中片与线的结合亦更流畅和富于变化。这种纹饰排列是承袭商周时代夔龙纹对称安排的遗风，但以∽形为单元则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蟠夔纹的简化形式——∽形窃曲纹，即基本对角对称的盘转结构。

关于其个别错金脱落处并没有观察到槽痕的问题，笔者与贾文熙先生作过一些探讨。这种现象在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见参考图1）、美国塞克乐美术馆的错金银鸟纹壶、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错金银斗兽纹镜等名品中也屡见，有人认为类似器物应当定为“金涂”工艺。贾先生认为：这些器物不同于早期的范铸工艺，是采用失蜡法制成，因此错金银工艺也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即不必预铸凹槽或铸成后再剔刻，而是将金银薄片和金银丝组成的纹饰加热后贴在蜡模上；外范制成后再将蜡模化掉——“失蜡”。这样，制品完成时金银纹饰就粘在了范上，复经浇铸青铜，错金银工艺也同时完成，只要再仔细打磨表面既可。笔者以为，也正是采用了这种更先进而简洁的工艺，才比较容易出现附着不严密的脱落现象，并导致金银脱落后无凹槽的现象。现代工艺通常是采取化学腐蚀的方法形成青铜器纹饰的凹槽（在高倍放大镜下可以看出腐蚀后边界不规则的腐蚀痕迹），然后将溶于400度以上汞液中的金银填进纹饰槽，冷却后复经高温使汞蒸发完成的，所以金银纹饰的附着力通常会更好些，反不易发生金银丝、片的脱落。

虽然秦汉时期错金银工艺更趋成熟和流行，各地出土报告中并不罕见，但众所周之，秦汉时期的圆雕动物形象更倾向于写实，与战国时期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古拙质朴已经大相径庭。如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宝绾墓出土的错金银镶嵌豹形镇（参考图4 西汉中期 错金银镶嵌豹形镇 长5.9、高3.5厘米），1952年安徽合肥建华窑厂出土的鎏金熊镇（参考图5 东汉 鎏金熊镇 高5.1、宽4厘米）等就非常的写实了。

综上所述，这件错金银双头神兽造型独特，整体写意而奔放，首尾体态似豹而生双头，步态身形又在巨蜥鳄鱼间，尤以神态和意象胜，是难得一见的上佳艺术品。用途当为战国中晚期的席镇之属，其卷成环状的尾部可兼为挂账之用。错金银工艺优于中山国君王墓所出同类器，但比中原同时期错金银工艺稍逊。因此，当年出土时应为左右呼应的一对，原出土地似应在河北、山西附近地区，是类似于中山、肥、鼓等北方民族小诸侯国君王墓葬所出。其主人生前理当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并有着至少不逊于中山国君主的社会地位。

附带提及，近年来古代错金银器的市场价格极高，如1992年纽约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一对战国错银双身兽插座（长10.5、高7.9厘米）成交价为55万美元，2007年欧洲TEFAF艺术博览会上，一件战国错金银牺尊以923万欧元成交，创造了折合人民币亿元的天价。与此同时，在国内外市场上错金银的近代伪赝品也极滥，如伪仿的越王勾践剑和伪冒的战国至秦汉异兽等。低仿者多以黄铜和镍等替代金银，高仿则不惜使用真金白银，但现代的金、银纯度过高，非古代冶炼技术所能及。伪铭或集字、节录，书体不一；或错写、误写，法度缺失。而异兽则神气具无，仅以怪异和花俏蛊惑于人，故赘言以为警示。

（本文是应一个藏家之邀所作，发表时因另附有贾文熙先生关于纹饰特征的详细考证故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