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厅国宝省亲

                                         

    原始先民在长期的劳动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也逐步加深对自然的了解，并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对已知的世界进行形象的表达。

    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人类对水、火、土的征服。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器的大量出现，则是先民对生活的理解、对美的诠释。

鹳鱼石斧图彩陶瓮，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7000年。陶翁器形较大，其外腹部彩绘的《鹳鱼石斧图》，是一件罕见的史前绘画珍品。整幅作品的内容分为两组：面画右侧竖立着一把装饰考究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面画左侧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作者用黑色线条勾勒石斧和鱼的轮廓；直接以色彩涂染鹳身，这是中国绘画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中两种基本形式──勾勒法和没骨法的滥觞。它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的最高成就。

    此画内涵极其丰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描述的是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原始部落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二是认为主要是表现远古人类的渔猎和耕种的生产经济情况。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认识这幅画，它都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愧为原始绘画艺术中的旷世珍品。

 

    从夏商周至秦汉，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青铜器在祭祀、战争、宴飨等重大国事中被广泛使用，并以其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成为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  

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属于夏代的大型宫殿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礼乐器、玉器和日用器。中国学术界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

铜牌饰，1984年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件夏代铜牌饰为盾牌形，表面微微突起，应是先铸造好牌形框架，然后由数百枚绿松石镶嵌成突目兽面。这件铜牌饰出土于死者胸前，很可能是一件佩饰，是迄今我国所见最早的铜镶玉制品，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可以说它的发现开创了青铜镶嵌工艺的先河。

 

铜爵，夏代，1975年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铜爵的前部是细长的槽形流，流尾部微微上翘，爵身之上有两个不发达的钉状小柱，腹部有凸弦纹，弦纹间横列五枚乳钉作为装饰。束腰平底，下铸有三条细高的锥足。爵身一侧有鋬。整体造型修长优美，为中国夏代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国宝级精品。

    青铜爵作为酒器最早出现于夏代，它的造型取材于陶爵。二里头夏代遗址中迄今所出土的十多件铜爵中，只有这一件与短流、矮体的陶爵体型不同。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所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最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铜爵的制作到商代晚期达到鼎盛。

 

玉刀，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刀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脱离实用，成为权杖的象征。二里头遗址墓葬共出土玉刀4件，均见于形制较大的墓葬。这些玉刀与山东龙山文化所出的玉刀可能存在渊源关系。其中最精美的一件七孔玉刀，造型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风格。

 

玉石钺，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石钺、戚、璧戚，都属于玉斧的一种,由石斧演变而来. 钺作为一种兵器或刑具,用于砍杀,形状象后来的大斧。二里头文化玉钺应是象征权力的仪仗用器。

 

玉璧戚，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扁平斧两侧射出齿牙的称为戚，由璧改成的戚，称为璧戚，其用途是作为武器类仪仗用器。这件玉璧戚两侧各有一段弧线，并有牙齿形突起各一排，刃部分四段且磨制锋利。玉璧戚在玉礼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二里头遗址共出土三件，均出自形制较大的墓葬，显示出墓主身份之高贵。

 

牙璋，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为仿古代农具耒耜造型，体形狭长，柄部方形，刃部一般宽于柄部，有齿牙，或有栏，一般有穿孔，刃部变化较多，有直刃、斜刃、歧刃，刃口有平口和内凹口之分，装饰方法亦多样化，如阴线、镂空雕、镶绿松石等。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持牙璋的铜跪人考查，牙璋的正确持法应是柄部朝下，刃部朝上。

    牙璋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到夏、商发展到顶峰，商以后消失。其用途是作为祭祀农神的礼器。

 

乳钉纹铜方鼎，1974年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鼎高100厘米，重86﹒4千克。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后世有“尝一脔肉，知一鼎之味”之词语。鼎也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礼器，中国古代祭祀权与王权紧密相连，因此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这件鼎腹部分别饰有兽面纹和乳钉纹，足部饰兽面纹。出土时器底和足部有烟熏痕。该鼎采用分铸法，从鼎的铸造技术上看，是将鼎耳、鼎腹、四足分铸后再逐次合铸结为一体。

    该鼎是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礼器，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一处窖藏内，同出共2鼎1鬲。两鼎形制、纹饰相同，这是其中较大的一件。此外，在郑州商城遗址内的向阳回族食品厂和南顺城街又先后发现商代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制作极其精致。至于这些商代早期青铜器窖藏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商代举行大型祭祀活动而留下的祭祀性遗存；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国内动乱为藏隐重器而形成的特殊遗存。

    商周时期甲骨文大量出现，向我们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周时代用于占卜的文字。它多刻于龟腹甲及牛的肩胛骨上，因此而得名。

 

甲骨文，均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分别属于商代武丁时期和商代廪辛—武乙时期的刻辞。卜甲刻辞贞问两件事：一是，戊寅日卜问沚是否来？二是，同一天卜问雷风是否有？卜骨刻辞卜问：用牛还是用羊来祭祀？其占卜内容分别与天象、祭祀有关。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有关天象、祭祀的内容之外，还包括农田耕作，征伐、疾病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文字典籍。

1899年，清末学者王懿荣最早在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后经调查为河南安阳殷墟所出。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甲骨文与历史资料的对照，考订出了商王世系表。从而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为信史以及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

    迄今发现的甲骨残片约十万余片，出现四千六百多个单字。经古文字学家解读，已经辨识了近一半。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对后世篆刻产生了影响。

 

虎纹石磬，1950年出土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是一件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乐器。磬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多用于祭祀。这件石磬正面刻有雄健威猛的虎纹，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据测定，该磬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轻轻敲击，即可发出悠扬清越的音响。证明商代石磬的制作已相当发达。磬的形制又分单悬的特磬(如虎纹石磬)与成组使用的编磬。1973年，在安阳殷墟小屯村村北的洹水南岸，又发现一件龙纹大石磬，同虎纹石磬堪称商磬双壁。

 

 “作册般”铜鼋，这是一件商代晚期的作品，器作鼋（yuan）形，爬行状，爪下各有一方钮作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矢，皆为矢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份。鼋背甲上有铭文4行32字，记载了丙申这一天，商王来到洹水，遇到大鼋，勇武的商王张弓怒射，连中四箭。商王命属下寝馗把射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为记录此事，作册般做了这件器物。作册般的铜器发现多件，有的铜器上记载商纣王征伐人方的战争，因此可以确认作册般为商纣王时期的史官，此器也就是商纣王时期的器物。此器是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故弥足珍贵。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的一组文物珍品。妇好墓，是1976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贵族大墓，墓主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确切记载的女将军，其墓中的随葬品可谓件件精美绝伦。

“妇好”铜偶方彝，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该方彝器身呈长方形，犹如两个方彝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器身两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极似商代宫殿的“四阿”式屋顶。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和探出的梁头，反映了当时的屋檐形式。前沿探出的梁头为半圆形，后檐的为尖形，是后世斗拱的雏形。器盖上有二钮，便于开合，设计巧妙。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装饰云雷纹，用浮雕技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器底铭“妇好”二字，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

 

腰佩宽柄器玉人，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人是商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品，玉人呈黄褐色，用和田玉圆雕而成，双手抚膝跽坐，长脸尖颔，细长眉，臣字形眼平视前方，大鼻小嘴，方形耳。头梳长辫盘于顶。头上戴圆箍形冠，用以束发。冠前连有卷筒状饰。身穿交领长袍，腰束宽带，腹前悬挂长条“蔽膝”。腰部近左侧佩一卷云状宽柄器。此人像神态居傲，衣着上乘，应是商代贵族形象。

琢玉工匠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手法相结合，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衣饰、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是了解商代服饰最珍贵的资料。

 

青玉簋，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簋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制容器，它以和田青玉雕琢而成，呈碧绿色，莹润无暇。玉簋颈、腹及底部圈足分别饰有凸弦纹、勾连曲线纹、云雷纹、变形云纹、目纹，雕工极为精美。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应是以青铜器为蓝本琢制的。簋是古代盛放稻、梁等熟食的容器，与鼎一样，是当时礼仪等级制度的重要象征。玉簋造型典雅，气度不凡，应当不是一般的食器，而是祭祀时用的礼器，对研究玉礼器的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司辛”石牛，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石牛用白色大理石圆雕而成，牛呈跪卧状。这件石牛是妇好墓出土玉石类动物雕刻中体积最大的一件，造型古朴规整，刻工精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石牛下额阴刻“司辛”二字。“辛”是妇好死后的庙号，这此石牛可能是商王武丁馈赠给王妃妇好的。

牛与殷商之族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商人的祖先王亥很早就掌握了“服牛”的畜牧技术，常用牛运货贸易，使商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武丁送牛给妇好作随葬品，或许就是让妇好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此物的同时，记着祖先对商人所做出的贡献。

 

玉凤，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凤呈黄褐色，凤鸟头戴花冠，作侧身回首之势，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飘逸洒脱，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这件玉凤造型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极为相似，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极佳实物。

 

吴王夫差鉴，春秋时期吴国铸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鉴为盛水器。此鉴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龙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龙作探水状,攀缘于器口。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

鉴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用途有三种：一是盛水照面，用作镜子；二是盛冰，用作冰鉴；三是沐浴洗澡。

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开始强盛。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一度攻破楚国,其子吴王夫差又曾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473年,反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尽。

 

王子午鼎，1979年河南浙川下寺出土，春秋时期楚国铸造。王子午鼎共七件，是一组代表墓主身份的列鼎，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件。鼎内有86字长篇铭文，标明作器者系王子午。王子午又名子庚，为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楚庄王第五子，楚康王时为楚国令尹（相当于中原列国中的相国）。

王子午鼎具有独特的楚式风格，鼎身为浅腹束腰，加之外撇的双耳，使整件器物具有律动的曲线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楚王好细腰”的典故。环绕鼎腹的六条立体怪兽，是采用失蜡法分别铸出，然后焊接于鼎身的，显示了很高的铸造水准。在细部装饰上采用浮雕、立雕、分铸、榫卯等技术。优美的造型、精细的纹饰、浪漫奇诡的题材，正是楚国文化艺术的突出特征。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自己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语词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铭文用鸟篆书写，有中国最早的“美术字”之誉。

 

王子婴次炉，1923年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与连鹤方壶同出一墓葬，曾是河南博物院的最早馆藏之一，1950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形状似盘,圆角平底,器壁两侧有环钮,两端各有3节提链。器底下部有柱状残足23个。器壁内侧有铭文7字,意为王子婴次之炉。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该炉为楚国令尹子重所作,是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役”楚师兵败后遗于郑地的。

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王子婴次炉是其中惟一带铭文的铜器，对判定大墓墓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据考证，大墓墓主可能为郑成公，也有人认为系郑厘公或郑僖公。

 

云兽纹青玉璜，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魏国贵族大墓，这件大玉璜便是出土于此。玉璜整体由七块和田玉组成，以铜片贯联成一弧形，铜片露出的部分镀金作饕餮头形。中间一块玉上雕回首卧马，下有鼻纽，通体饰有龙纹及变形云纹。玉质细腻，光泽晶莹，其琢工之精美，器形之大都属罕见，因此被誉为“古玉之巨擘”、“玉器之冠冕”。

璜是佩饰、朝聘、祭祀、丧葬的玉质礼器，《周礼》记载：“以玄璜以礼北方”，玉璜似乎是祭祀北方之神的礼器。但在考古发掘中，玉璜多作为佩饰置于人的胸腹部。战国时期，作为人们的佩饰和随葬品的玉璜已日渐普遍，其形制和纹饰都极为丰富，造型也更为精美。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与玉环同时使用。带钩有金、银、铜、铁、玉等材质，一般由钩首、钩身、钩纽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勾连，钩纽则起固定作用。

此件带钩由白银制成，器形较大，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国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绘画，造型及书法艺术达到了全新的境界，以自然洒脱的形象再现了当时的艺术风范。

 

青瓷莲花尊，河南上蔡出土，属南朝时期瓷器。青瓷是南北朝时期瓷器的主流，施含铁成分的釉，便可烧出这般怡人的青绿色。这件器物高大厚重，造型犹如橄榄，线条优美，器身遍雕多层仰覆莲花瓣，中间或贴以团花、菩提叶、飞天等纹饰，整器将刻划、雕塑、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的水平。莲花尊的造型与装饰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多出土于大型墓中，所饰的莲花、团花、飞天与佛教艺术题材相吻合，证明是贵族使用的有一定宗教意义的随葬器。

 

彩绘画像砖（1组3-5件），1958年南阳市邓县学庄村发现一座南朝刘宋墓,墓壁镶砌的模印彩色画像砖,既是浮雕性质的作品,也可作为彩色绘画作品看待。彩画砖大小一致,一砖为一个完整的画面,计有三十四种不同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与宗教信仰有关,如《伎乐仙》、《王子乔与浮丘公》、《仙人骑麟》等，分别同佛教和道教有关;一类为描绘社会生活的内容,如出行、郊游、乐舞,进献、运输以及战马武士等;还有一类为孝子故事,如《郭巨埋儿》、《老莱子娱亲》等。从表现手法来看,它一方面与汉代画像砖、画像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其构图之紧凑、形象之生动、线条之流畅,表明已从汉画的古拙状态中走了出来;人物造型的颀身蜂腰,具有南朝人物画"秀骨清象"的特征。

此墓除发现彩色画像砖外,墓室券门上还有保存完好的彩绘壁画。邓县彩色画像砖和壁画因绘工精湛,被学术界看作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南朝墨笔彩绘的艺术珍品。

   

     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社会繁荣，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陶瓷业的进步，创烧出了闻名于世的三彩器，并出现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

黑釉三彩马，唐代，1972年河南省洛阳关林出土。这件马俑全身黑色，只有马面、鬃尾和四蹄为白色，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马头低俯，作嘶鸣状，体态雄健，气势雄伟，色泽质感及姿势神态均取得了力与美和谐统一，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土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有头小、臀圆、体态均匀、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开发，中亚出产的良马不断传入中国，除一部分优异的品种作为宫廷御用外，多数用作马种的改良和繁殖，所谓“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这也就为三彩工艺品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巩义窑绞胎三足罐，唐代。这件三足罐的形制，给人以浑圆饱满的观感。它最突出的特色还在于其精美的绞胎工艺，产生的器体纹理如行云流水，颇具装饰韵味。

绞胎瓷，也有人称搅胎瓷，作为唐代巩县窑的首创，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据考证，绞胎是受犀皮漆器工艺的影响而发明的。绞胎瓷器制作时，先用白、褐两色（也有多色的）的泥相间揉和在一起，经过相绞、拉坯制作成形后，胎上呈现出白褐相间的纹理，或如木纹、或如鸟羽、或如花朵，自然天成，极富审美情趣。

   

    宋代的青铜铸造业，无论是冶炼技术还是产量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以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最负盛名。

宣和三年尊，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铸，宣和三年尊器身分为三个区段，并均匀地分布四条扉棱，腹部、足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作鼻，颈饰焦叶纹和蚕纹，器内底部铸大篆字体的铭文5行26字，记载该尊作于宋徽宗赵佶宣和三年（1121年），是置放在方泽坛祭祀神祗用的。

 

大晟钟，现在国内收藏有5件，故宫博物院3件　辽宁省博物馆1件　开封博物馆1件。大晟钟原为北宋徽宗朝所行‘大晟’新乐中的编钟。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在今河南商邱出土了六件宋公成钟，因该钟出土于春秋时期的宋地，徽宗认为是祥瑞之兆，遂设立“大晟府”，重制新乐。据史料记载，宋徽宗专门命工匠铸成几十套“大晟钟”，发送全国各个州府，做为标准音律定音，真正实现了全国“音同高”，这样就能保证一首乐曲能够不走样的在另一个地方演奏。实际测量目前国内出土的全部十几套“大晟钟”的音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大晟钟的基准音高全都是C大调的1音，也就是说所谓的黄钟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C大调。

 “大晟”新乐于政和三年（1113年）始成，至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这批乐器在北宋宫廷里的使用也就结束了。据调查,目前至少有二十五件大晟钟实物散存于海内外。这些见存实物相互之间在形制、纹饰、铭文等外表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类型差异,体现了相应的时代特点与个性特征,反映出它们同源但不一定同流的历史,其所保存的北宋时期历史面貌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它们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可靠的依据与保证。

 

卤簿钟，北宋时期铸造。钟形体正圆，呈桶形。钟身由弦纹分隔成六层：第一层为钟顶，呈半球形，上铸双龙钟钮；第二、三、四层凸铸“卤簿仪仗”与“宫卫”纹饰，皆宋代服制，分别是“车辂”、“旗仗”和“宫卫”三个部分；第五层为山林、树木、屋宇、人物；第六层为海水、仙人、蛟龙。口部有“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官（押）”阴刻文字1行13字，并有清代加刻“大清乾隆年造成”六字款。钟口下缘为八波曲状的钟脚。

    此卤簿钟铸于宋徽宗宣和时期。据考证，此钟约于靖康二年由金人自汴京（今河南开封）掠运至燕京宛平县仰山寺，清乾隆年间加刻清乾隆年款后运至承德，后由汤左荣从承德盗运至其奉天官邸（即辽宁省博物馆旧址）。解放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北宋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使制瓷业有了大的飞跃，出现了五大名窑，其中汝、官、钧三种窑址均在河南。

    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钧窑瓷器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盛誉。

 

钧窑鼓钉三足洗，北宋时期作品，故宫博物院藏。洗作鼓式，器身上下饰鼓钉二周，底下承以三如意头足。洗内施天蓝色釉，外施玫瑰紫色釉。底部为黄褐色薄釉，并刻有“一”字标记。河南禹县钧台窑址曾发现刻有“一”至“十”数目字的钧瓷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钧窑瓷器相同，此类数字是同类制品从大到小的编号。这件鼓式洗完整无损，其玫瑰紫釉色及蚯蚓走泥纹为钧窑器的特征，为传世官钧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时期作品。这是一件宫廷陈设用瓷，其特色在于尊体饰有十二个长方形戟，造型为仿商周青铜器式样，端庄肃穆，雄浑古朴。尊内外均施匀净的月白色釉，釉层晶莹肥厚如凝脂，蓝色光泽如荧光一般幽深含蓄，釉面有明快的流动感，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

 

汝窑天青釉盘，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时期作品。盘通体内外施淡天青色釉，釉面滋润，开细碎片纹。外底留有5个芝麻粒大小支烧钉痕，并刻有“寿成殿皇后阁”六字，可见是当时宫廷中的陈设用瓷。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青瓷以釉质取胜，不求人工附加装饰，追求清淡含蓄之美。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成了千古难觅的稀世珍品，自古流传“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目前世界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汝窑瓷器，都是传世品，数量不足百件。

从1987年开始，考古工作者经过５次大规模发掘，终于在2000年找到了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烧造区，清理出汝官窑的生产作坊和窑炉，并在一个窖藏中出土了完整的汝瓷器。该发现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1958年征集，天津博物馆藏，北宋绢本，纵28.5、横28.6厘米。

    金明池是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市）西郊的著名御园――琼林苑的一部分，是北宋四园之一。太平兴国年间（976－981年），宋太宗令凿金明池于琼林苑以北，导入金水河水，每年由皇帝赐令士大夫、庶民于此共赏龙舟争标。

此图描绘的正是金明池龙舟争标的场景。画面苑墙围绕，池中筑十字平台，台上建圆形殿宇，有拱桥通达左岸。左岸建有彩楼、水殿。池岸四周桃红柳绿，间有凉亭、船坞、殿阁，整个建筑雄伟富丽。水中有一艘大龙舟，上层有楼台高阁，人物活动于楼阁内外；另有数只小船漂游其间。苑墙内外，人群熙来攘往。全图约有千余人，虽然人物微小如蚁，但仔细观察，比例恰当，姿态各异，神情生动，颇具艺术魅力。《宋史》及《东京梦华录》中有关于金明池争标的记载，恰与此图描绘的景象吻合。此图界画严整，笔触细致，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呈进”五字款，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曾经明代安国、项子京等人鉴藏。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工界画，尤善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其传艺名作。

 

泥马渡康王图，南宋绢本，纵29、横197.6厘米，1959年征集，现藏于天津博物馆。该图描绘的是一段神话故事。传说宋钦宗弟弟康王赵构在金当人质，与金太子同射，三箭俱中，金人以为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冒名顶替而遣还他，要求换真太子来。这样赵构得以脱身，奔逃路上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城北的崔府君庙打盹儿，梦见神人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马已在侧，便跃而南驰。渡过河，马便不动了，一看竟是泥马。这段传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诸王及皇族也随之而去，只有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宋廷旧臣拥戴赵构于归德即位称帝，是为宋高宗。当时金兵逼进，赵构一路南逃，待金兵撤退后在杭州安定下来，开始了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因为徽宗、钦宗尚健在，因此南宋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于是高宗赵构利用了这种神话传说来表明自己称帝是秉承天意，试图描绘的正是传说中康王在金兵围追的危急时刻骑泥马渡河南逃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