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生

文 / 蒋立清

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老家在衡南县茅市镇早山村西家冲，与父亲老家占禾村龙家冲相邻，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前几年并村合一）。母亲兄弟姊妹四人，她排行最小，颇得家人宠爱。老家多是红壤砂质页岩，地方偏远高峻，自然条件相当艰难。生长于人多粮少的大家庭，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难以具备读书深造的条件，所以母亲早早地参加生产劳动。虽然母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性格通情达理，不甘屈居人后。她总是告诫我们兄妹：“做人要不怕吃苦，做事要不惜出力，井水挑不干，力气用不尽。”

早年间经人说合，母亲与父亲白手起家，乡亲们俗称“茅屋配草鞋”。每每遇到难事挠头事，她常回忆当年遇到下雨天，戴斗笠、批蓑衣在灶屋煮饭，“那样的日子都过来了，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老家地少土瘠，养活不了新增的青壮劳力，适逢改革开放搞活，父亲迫于生计，在我出生后不久南下打工，家里全由母亲一人操持。母亲没有丝毫畏难，家里家外地操劳，起早贪黑地忙碌，一个人顶起了一片天空。

记得小时候生产队分田到户，我家水田抓阄分得十分偏远，一路上翻山下坡，农具背进去，稻谷挑出来，都是异常之难。同样的人家分到这样的田哭天抢地，可母亲没有怨天尤人，只是说我们起早一点、多下点米（多花点力气），总是能够种下来的。那时老家的耕种方式很是落后，犁田、耙田、莳田、收禾全靠人力，牛耕手作。最笨重的农具是木制脚踩打禾机（脱稻机），需要两个人抬，上面还有一个防止谷粒溅出的棚子（木罩）。我家缺乏劳力，母亲就把打禾机拆开，分部件背到田里再拼装。棚子相对较轻，便落在我年幼的肩膀上，因而永远忘不了背着庞大的木棚，在充满荆棘和树枝的山间小道，左磕右碰艰难前行的情景。每次母亲总是要折返几趟，帮我背起木棚，再一起拉扯着前行，并不忘叮嘱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双抢”（杀禾、插秧）要跟时间赛跑，每年七月中下旬，是一年中最忙也是最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星星依稀可见，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拿着镰刀，挑着箩筐，开始下田干活。弯下腰身，朝禾苗倒伏的方向一蔸蔸割下去，然后一把把捋好，两两相对地堆成一个个稻草堆。割旱田的稻谷还好点，割水田尤其困难，深一脚浅一脚，真的是步履维艰。稻穗会不时甩在脸上和裸露的手臂上，划下一道道红印，被汗水腌渍得又痒又疼。打完稻谷后，要挑回刚脱下来的湿稻谷粒，这也是一件头疼的事情，担子颇重，路远难行。母亲总是给我担子上的稻谷尽量少装些，说压重了长不高，她自己箩筐里却总是堆得满满的。尽管千般苦万般累，母亲依然不辞辛劳，毅然选择种双季稻（晚稻），为的就是能多产些粮食，让我们多吃几顿饱饭，售粮后能给家里多些活钱。

经过几年的勤劳苦做，加上父亲外出打工的积攒，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商量砌新屋（建红砖房子）。原来的土坯房要推倒，对于那些年还未通马路的我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架势（乡音念gáxí，做决定的意思）。这意味着要集中全家所有的力量辛苦好几年，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是巨大的消耗。钱不够只能借，能不花钱的就自己干，或者请人换工帮忙。运建材的车子到了离我家一公里的地方，便没有马路进不来了，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煤炭是请人挑的，挑石灰、做泥砖都是我们自己。烧窑如果火候把握不好，师傅功夫不到位，可能一窑砖就报废了，又得从头再来。后来开屋场地基，筛红岩石沙子（没有余钱买河沙），正式砌砖码墙，我们能自己干的都不请人，能请人的都不外包（那要花更多的钱），一切崇奉节约至上的原则。那段时间，母亲真是辛苦得很，忙前忙后，起早摸黑，既要一起参加劳动，操心工事，又要将雇请的人的伙食弄好，绝对不能让人说闲话。所以，她宁可自己苦累十倍，也不能丢了我家的脸面。正值壮年的母亲，后来经常回忆说自己当时整整瘦了十几斤。但父母亲的辛苦也是值得的，我家早于周围许多人家，住上了洋气而宽敞的红砖房。

靠山只能吃山，老家地处干旱的衡邵走廊，耕种水田交完公粮（当时政府规定农民必须交纳），只能勉强自家糊口，能卖的余粮实在不多。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母亲没日没夜开荒山种花生。附近山坡平的或不平的，好的或不好的地方，只要能站住脚跟，母亲都要一锄一锄地开发出来。每年“双抢”之后，就是扯（乡音念qi）花生的时候。彼时的太阳特别毒辣，站在花生地里，早晨的太阳都能晒得人汗如雨下。把花生藤连同花生从地里扯出来，先将藤蔓捆好，再一担一担地挑回家里去摘（脱粒）。一天劳累下来，母亲衣裳上满是白色的盐渍，那是无数的汗珠被太阳烤干后留下的痕迹。摘花生（脱粒）的工作大部分在晚上，母亲是全村有名的快手，常常要忙到深夜，我的暑假作业经常伴随着母亲摘花生的声音和动作。摘好的泥花生，得用箩筐挑到附近的池塘淘洗干净。这也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活儿，得出一身大汗才能洗得干净。花生淘洗好后，至少得晒几个大太阳，等到花生肉干脆的时候才能收储。存好的干花生等到价钱相对较好时，或者家里需要用钱时，母亲就会挑到集市上去卖。她总是自豪地对顾客说：“我家的花生洗得最干净，你郎家（乡音念nnng，意为你老人家）要给个好价钱。”每次卖完花生，她总会从集市上买回小干鱼，用猪油炒上精心腌制的干豆角鲊，装上满满的两罐，让我们带到学校改善住校期间的伙食。从点（种）花生到扯花生、卖花生，大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那些年卖花生的收入尚可，最多一年收获近千斤干花生，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兄妹读书的经济压力。

初中毕业时，我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究竟是读师范中专还是继续上高中考大学？那时中专师范还很流行，能早点出来工作，属于吃国家粮有工资的人群，让人十分羡慕。我的成绩考上中专问题不大，上高中意味着多花几年钱，而能否考上大学还是一个未知数。正在犹豫不决时，母亲和父亲商量，一定要让我多读书，坚持读完高中，“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考大学”。就这样，母亲亲自送我到了衡阳城郊三塘镇，我得以进入衡南五中。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来的时候有老师陪伴一路同行，回去的时候母亲迷了路，硬是边走边问，靠双腿走到搭车点。

再后来，父亲在外打工立住了脚，母亲便随父亲南下，开始了工地上和城中村的生活。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从未出远门的母亲来说，要适应南方大都市的喧嚣，将是多么的慌乱无神啊！每次电话里，母亲总是叮嘱我：“你要吃饱吃好，不要舍不得花钱，读书费脑子，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一定要跟上。”她却只字不提与父亲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作两半花。高中每月放两天月假，学校停火没有饭吃，我得坐两三小时汽车，再走一小时的路回到老家。母亲南下的日子，月假我只能寄居亲戚家，返校时想着父母离乡背井辛劳备至，同龄人早已打工赚钱，无需父母操心，眼泪竟然夺眶而出。脚步走得很是沉重，一度想着是否放弃读书，去打工有力气又能赚钱。母亲知道了我的想法，急得要回来陪读。父亲跑到学校安抚我，又找到老师做我的思想工作。自此，我想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努力再努力，一定得考上名牌大学，才能不辜负父母的辛劳和期望。上大学的一个暑假，我去过父母租住的城中村房子，看着简陋的居住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想着他们已经坚持了好些年，不由得黯然神伤。他们在那儿纵使住得再久，也不过是匆匆过客，他们打拼了多年的城市，终究跟他们毫无关系，愈发坚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决心。

工作以后，手头稍微宽裕，我便将父母接来四川同住，略尽孝顺之心。期间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国外出差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与父母亲也是聚少离多。父亲依旧接些家装零活，母亲操持家里大小事务，照顾小孩，包揽家务，一刻也不得闲。居住条件虽然有所改善，可川湘两地毕竟文化不同、习惯迥异，语言还是有所差异。加之亲朋好友相熟人员也不多，又离开了能够劳作的土地，始终觉得父母难以全部融入本地生活，难见往日的开心和自信。最揪心的是，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客气起来，这让我的心里很是难受，却又无力改变些什么。

待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母亲离故土似乎更其遥远了。尽管高铁、飞机改善了交通条件，但她总是嫌价格太贵，宁愿乘坐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从衡阳转汽车回乡。与当年大有不同，老家也早已马路硬化到户，甚至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只是老家的人大多搬到城里或附近镇上，往日的喧闹和炊烟袅袅的景象早已不再。父母三十多年前双手建起的红砖房，依然屹立如初，因为常年不住人，回去一趟收拾、整理、清扫等琐事愈加繁杂。加上我们的工作牵绊，回老家必须做足准备，因此母亲还乡的机会少之又少，来川十三载，归乡次数仅一只手数得过来。母亲在最后的岁月，时常怀念故土的人和事，提及那片曾经摸爬滚打、流过汗和泪的土地，脸上总是神采飞扬。她自己走不动了，却督促父亲回乡扫墓，帮她看一看家乡新貌。

命运多舛，造化弄人。来川第七年，母亲患上了一种怪病，到处求医问药，不明所以。多次问诊后，医生确诊为发病率十万分之一的“罕见病”，目前的医学能力只能药物控制，无法治愈，生存期多则两三年。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炸醒了我“尽孝来日方长”的幻想。母亲求医这些年，尝试了各种治疗法子，从中医到西医，从针灸到理疗，吃过的中西药可能将她几辈子的药都吃完了，不知道她的嘴里有多苦，心里又有多苦。但母亲以极其坚强的意志，从未放弃与病魔的斗争，医生口中的两三年变成四五年，最后定格在了六年。

病魔虽然带走了我的母亲，但她勤劳的品质、坚韧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善的性情，以及从不畏难的湖湘精神，却在我们儿女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母亲曾是我们全家的脊梁，现在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女神。

（载于《德阳散文》2022年第3期 & 2022年11月15日《衡阳晚报》副刊，入选中国文化地理散文选本《茅洞桥记》）

蒋立清, 生于1982年9月11日，衡南县茅市镇占禾村龙家冲人。曾就读于占禾小学、斗山初中、衡南五中。200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国际贸易系，曾在国外工作学习多年，现任四川长虹网络公司海外经营中心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