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真实的历史镜头--晚晴北京人的市井生活（组图）

北京街边的古董摊（1871年——1872年)，英国摄影师汤姆逊有一天在大街上被六七个古董商围住，通过他在天津雇佣的仆人向他推销古董。汤姆逊购买一些，更重要的是他拍摄了这幅图画，保留下了珍贵的古董交易情景

北京观看西洋景 （1871-1872年，汤姆逊）西洋景又称“拉洋片”，是清末北京街头很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在电影尚未传入中国的年代，西洋景是一种代替电影的娱乐方式。艺人将各种图画装入特制的大木箱中，箱子外壁设若干小孔，孔中装凸镜，观看者通过凸镜往箱内观看。表演者边拉放画片，边根据画面内容配以唱词和锣鼓。

北京修脚师（1871-1872年，汤姆逊）这些修脚师不单单可以提供剪脚指甲等简单服务，同时他们还是一个流动的脚医，可以根治鸡眼等各种脚病。整个画面生动有趣，把修脚师的认真、顾客的信任表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从破败的门窗上伸出头的老者，口含大烟斗，平静地欣赏修脚师的技艺，为整幅照片增加了几丝情趣。

买头饰的满族妇女 （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满族妇女都非常讲究和重视头饰，这两位蛮子女子正在精心挑选自己喜欢的头饰。

北京的更夫 (1871-1872年，汤姆逊）打更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职业。更夫每天夜里敲竹梆子或锣，提醒人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时间），也有提醒人们防火、防盗的功能。这位姓王的旗人身穿破羊皮袄，手持竹梆，张大嘴巴估计在喊：关好门窗，小心火烛！他是北京一所法国旅馆的更夫。

北京卖水果的商贩(1871-1872年，汤姆逊）这是当时老北京走街串巷卖时令水果的商贩，汤姆逊说：他把商店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会在狭窄的胡同里，挨家挨户地推销上等的葡萄。摄影师拍摄的是他叫卖时的精彩一瞬，一个孩子低头看着垂涎欲滴的葡萄,令画面平添几分生动。

铜炉边的满族妇女和女仆(1871-1872年，汤姆逊），在这张图片里，女仆直视镜头，而女主人则旁看他侧。这说明，汤姆逊试图改变传统正式的肖像拍摄模式。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满族女仆更像女主人的一个玩伴。虽然她需要为主人梳妆，穿衣和讨好她，但女仆不必干任何重活，女仆还可以使唤主人别的丫鬟。


北京景泰蓝制作（1871-1872年）这是汤姆逊拍摄的北京制作景泰蓝的画面，汤姆逊了解到了景泰蓝的制作过程，并详细地记录下来。这家作坊的老板是满族人，位于东交民巷法国使馆的不远处。整个画面构图并不饱满，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艺人为了保密，并没有给汤姆逊更多的拍摄机会的缘故。

北京出殡旗手（1871-1872年，汤姆逊）满族葬礼过程经过精心设计，有的棺材是六十四人所抬。汤姆逊从一个传教士那里了解到葬礼的过程，照片上的人都是参加葬礼的旗手。他们都是被临时雇用的乞丐，满族人和汉人葬礼的所用旗帜和用具有很大的差别。每一个满族旗人的葬礼都会从政府那里得到些补贴来弥补葬礼的花费。

满族妇人和女佣(1871-1872年，汤姆逊），这是北京杨方家的女子，身着华丽的绸缎服装在堆满假山的花园中。根据汤姆逊的记录，西方人更喜欢满族妇女的美丽和优雅。在赞赏她们的小脚的同时，汤姆逊还充分肯定了她们优雅的长袍：“颜色丰富、优雅，夏天明亮，冬天温暖，和天气很搭配”。

北京教会学校(1871-1872年，汤姆逊），清末北京的教会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外语人才。很多中国孩子在这里学到基本外语知识后，成为了翻译、买办、或外国公司的职员。当时北京有大量外国商业或政务活动，需要一批既了解本地状况又通晓外语的人才，但相对外国雇员来说，这些中国孩子学成后从事的都是低端的工作。

北京正在用餐的满族妇女 (1871-1872年)，汤姆逊认为：总体上说，在西方人的眼里，满族妇女显得更加美丽和优雅。因为满族妇女有更大的自由度，从不裹脚，是自然的小脚。另外，她们的服饰也更加雅致。照片上六位正在用餐的满族妇女兴致各异，但站立的一老一小两个仆人则面无表情。

北京观看西洋景 （1871-1872年，汤姆逊）

北京正在梳妆的满族女子（1871-1872年）在杨方先生家里，汤姆逊拍摄了满族女子梳妆的详细过程。整理头发也许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通常需要仆人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很多人使用假头髻和假发，但不用染发剂。”整个画面充满了温情和平和，也应当是汤姆逊人道主义情怀在拍摄时一个典型体现。照片中不论是温情的女主人，还是笃厚的侍女或者无邪的孩童，都带给我们一种阳光的温暖，让我们暂时忘掉了当时正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和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

北京满族新娘（1871年——1872年）汤姆逊拍摄了大量身着盛装的满族新娘的照片，但他对这些新娘的未来生活并不乐观，甚至和奴隶制相比：富人的孩子一般比穷人的孩子结婚早，但满族少女只有到了十四岁才能订婚。一般来说，人们会雇用媒婆来提早安排一桩婚事，但未来的主妇必需符合四个标准：一是要和蔼，二要文静，三要勤快，四要好看。对比这个新娘的盛装，她忧郁的眼神也许正是摄影师想表达的。

北京拾荒者 (1871-1872年，汤姆逊）这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主要是捡拾地上的纸片，另外，他也到处寻找破布头和各种骨头，他会每天把这些东西卖给收购者。他看起来贫穷悲惨，甚至没有家庭和朋友，但依靠劳动生存，赢得了汤姆逊的尊重。

磨刀工（1871-1872年，汤姆逊）汤姆逊拍摄了大量北京街头生活的照片。他在说明中描述当时的北京街道时说：当中凸起的道路可以供两辆手推车并排通过，街道两旁是林立的商店，在商店和手推车道路之间的空地上，布满了各种商亭、货摊、帐篷等流动商贩，这些流动商贩构成了老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

穿礼服的满族新娘和她的仆人，北京，1871-1872年 汤姆逊

化妆后的满族女子满族女子（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在梳理完头发后，开始化妆脸部。在清代，不论是满族还是汉族女子，尤其是富裕人家的女子，喜欢用一层厚厚的白粉来覆盖脸部和颈部。当这层粉变干后，就会显得皮肤光滑和明亮。然后，妇女们又会给脸颊大点腮红和眼影。画面中的满族妇女好像对自己的化妆效果还比较满意。

三个女子（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这是在杨方家的院子里拍摄的，三个女人一个面对镜头，一个背对镜头，另一个是侧对镜头。汤姆逊很显然是想展示三个女人的发式。汤姆逊说：坦白地讲，我自己都不能解释这复杂的发式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根据坐着的女子的小脚和发式看，她是汉族女子。

满族妇女和孩子在一个传统庭院的屏风前（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拍摄了这张妇女和儿童相对的照片。妇女精心的头饰和美丽的丝绸长袍，都吸引了汤姆逊。汤姆逊之所以拍摄她全身的侧面肖像，就是想展现“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或男子长袍是很独特的，衣料华美而又充满质感”。

满族妇女和她的儿媳（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从不同眼神或许能够看出两个人不同的社会地位。汤姆逊观察到，直视镜头的婆婆在家庭大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站立的儿媳不仅要侍奉好丈夫，还要看婆婆的眼色行事。如果婆婆是个狠心的女人，那年轻的媳妇第一年的新婚生活就会像奴隶一样。

这是满族妇女和儿媳的全身照（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就像她们两个的半身照一样，婆婆显得很严肃，但在和孙子们的照片里，她则是微笑的。在所有三张照片里，媳妇的眼睛都是看一侧的，这也说明了她在婆婆面前的地位。在这张照片里，汤姆逊似乎还试图向人们展示满族妇女的天足。

满族已婚女子头饰（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满族的妇女历来就非常讲究头饰，除了用于固定发髻和头型的实用髻，像这位妇女发髻上的各种装饰，它们都被戴在明显的位置上，更显得富贵华丽。另外，这位妇女上身所穿的做工精美的绣花上衣，也是吸引约翰逊拍摄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北京一名贵族妇人和他的媳妇以及孙子们在一起 （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

室内站立的满族男子（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男子身着特色满族长袍，头顶貂皮帽，并戴着眼镜。从服饰可以判断出他非富即贵，背景中还隐约可见他的仆人。当时眼镜是很时髦的舶来品，也是人们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种侧脸照相姿势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男子努力想直视镜头，一定是汤姆逊所致。

铜香炉边的满族女子和仆人（北京，1871-1872年，汤姆逊）。老仆人右手拿着水烟袋，左手被她的主人抓扶着。在满族妇女中，吸烟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消遣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交方式。虽然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但更多人是吸水烟。在北京炎热的夏季，吸烟也是一种消夏的选择。

晚清三大臣 北京，1871-1872年，左侧沈桂芬，江苏吴县人，字经笙，又字小山。时任军机大臣，56岁；中间董恂，字忱甫，号韫卿，江都人。先后事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时任户部尚书，他还是近代诗文家，同治三年（1864年）翻译美国郎费罗的《人生颂》一诗，从而成为“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钱钟书语），61岁；右侧为毛昶熙，时任工部尚书，56岁。他们三人同时还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北京总理衙门三位满族大臣（1871年—— 1872年），摄影师汤姆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三人从左往右依次为成林、宝、文祥。成林当时还不到45岁，是当时总理衙门最年轻的官员。宝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当时还任总管内务府大臣，65岁。文祥，字博川，号文山，盛京正红旗人，1861年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升为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职。


大清官员董恂，北京，1871-1872年，摄影师汤姆逊。

英国摄影师汤姆逊和两个清兵。 1871年厦门佚名者拍摄(或为自拍像)

我们都生活在太阳刚好能照射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