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厨房

    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每一家的厨房，只要有母亲还在，就一定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四个火眼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炉子的时候，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厨房的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的釉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事到如今，这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分到这套房子以后，我没带母亲来看过。总想装修好了，搬完家，布置好了再让她进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又想她出院的时候，把她从医院直接接到新家。
  　　可是我让那家装修公司给坑了。
  　　我对当前社会的认识实在太浮浅了，想不到他们骗人会骗到这种地步。
  　　因为一辈子都怕欠着人家落个坑蒙拐骗的恶象，虽然他们开价很高，我还是将所有的抽屉搜刮一净，毫无保留地如数交付。
  　　半个多月以后，母亲就住进了医院。我哪里还顾得上守着这伙只想赚钱不讲良心的商人?他们趁我无暇顾及之时，干脆接了别人的活，把我的活撂在那里不干不算，还把我的房子当成了他们的加工厂和仓库。在我的房子里给别的用户加工订货，整整四个月，叮叮咣咣，吵得四邻不安，把一套好端端的房子弄得像是遭了地震。
  　　四个月，在深圳就是一栋楼也盖起来了，不明底细的人可能还以为我在房子里又套盖了一座宫殿。
  　　这样，我原来的房子就无法腾出，等着搬进的同志几次三番地催促。我那时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只好先把一部分东西寄存在朋友家，剩下的东西统统塞进新家最小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满得像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装箱。
  　　可是直到母亲出院的时候，这房子还不能进人。我只好先把她接到先生的家里。
  　　所以母亲是在先生家里过世的。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是她最喜欢的那套。
  　　本来就毫无办事能力的我，一时间不但要仓促上阵，操办母亲的后事；更主要的是我无法离开母亲一步，我和母亲今生今世的缘分，也只剩下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了。
  　　而且我也不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从那个填充很好的防震包装箱里找出母亲的衣服。
  　　要命的是新房子的钥匙在装修公司的手里，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在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通常他们要在九点多钟才开始工作。
  　　火葬场的人十点钟就要来了。
  　　如果是自己的家，母亲在家里多停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母亲一生都自尊自爱，绝不愿，也不曾给人（包括给我）添乱，惹人生烦，不但自己这样，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那么容易，要不是一位很会办事的同志的努力，还不知道火葬场什么时候来接母亲。
  　　从不愿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会儿，活到五十四岁也长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然，张家的女人从来不大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这些事远不如别的事让我觉得有负于把我养育成人的母亲，比如，我这一辈子让她伤了多少心?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从那上面，仍然能嗅到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这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从她退休的郑州第八铁路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要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的，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的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月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艺儿，回家以后，她发现花镜丢了!便马上返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就是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刮下一层皮了，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1966年那个时候，那副13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谁知25年以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系统的功能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80岁的高龄上手术台的抉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地对我说到丢了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就像犯了万死大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又花了十几块钱配了一副花镜以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拣到一副花镜?
  　　没有!
  　　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是母亲的花镜，那时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了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的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么?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