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明末的人们不但喜欢物质享受，而且还自有一套惊世骇俗的理论。

               袁世凯的“崇俭令”

                         文/黄波

    1912年5月，民国肇建未久，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了一道命令：

    “近来乃习尚奢华，贪多斗靡，豪宗富室，通都雄埠，提倡奢费，有如不及。尚朴素者，多为人嗤。……一宴会之值，而至万千，一馈送之价，而糜累亿。弊风所煽，仿效恐后。为此劝告国民，继自今衣食、日用、冠婚、丧祭诸费，必不可少者，极力从俭，其可少者，一概省之，务期多惜一分物力，即多延一分生命。官绅商富，国民之望，尤宜倡导朴素，化及全国。”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在这个时候政府发布一道崇俭令，可见当时社会追求奢华的风气相当严重。

    崇俭令有无效果？大概也是有的。不久《申报》就刊发报道指出：“近日商界市面大形萧条，即奢侈消费的营业额实际亦较去年减少。”但是这样一个后果，对社会来说，究竟利多还是弊多，其实一言难尽。

    这就要说到消费、经济、道德这三者的联系了。把消费与道德扯到一起，的确是中国的传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类似名言警句，国人也大多耳熟能详。尽管从逻辑上说，在成与勤、败与奢之间画上等号有明显的破绽，因为成与勤、败与奢之间存在的只是或然性关系，然而却很少有人愿意去道破。更不用说为奢侈辩护了。

    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末，情况才有了根本改观。在道德家眼里，明末江南一带的世风是要让人大皱眉头的。明人笔记中记录了江南地区的一次寻常宴会，“上下千百人，一时云集，真可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时值酷暑，海味山珍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食”。这还不是豪富之家，但其奢华已经足以让人咋舌。

    有意思的是，生活于明末的人们不但喜欢物质享受，而且还自有一套惊世骇俗的理论。当时不少文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江南民风奢侈经济为什么却十分繁荣？他们的答案是，“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何以如此？“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大势则不然”。现在看来这里讨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不消费则财富不流通，经济如何活跃？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节俭的价值，正如明人所言，“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可如果是袁世凯这样秉国政的角色，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能不能止于一人或者一家？

    在任何时代倡导俭朴都不乏积极的意义，但若针对公务人员则靶点更准。因其消耗的是公帑，必须锱铢必较。再者，遏制奢侈的公务消费关键还在于预算约束。

    这些道理袁世凯哪会不清楚？一言以蔽之，这道崇俭令不过是官场上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具文”，言者姑妄言之，听者也姑妄听之而已。

     ·坐看云起·   

    黄波 湖北宜都人，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http://cjrb.cjn.cn/html/2015-05/26/content_54450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