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生命好脆弱——亲见：一个摄像记者的死
(2009-12-24 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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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记者采访脑出血制片人机房 |
分类： 天涯咫尺，共同分享 |
“不要不要不要！”
不必这样着急吧？摄像记者，到现在还没来上班呢！
一身冷汗的我从噩梦中惊醒。
喘着粗气，探出胳膊，把台灯下的手机拿到眼前。
眯着眼，点开“收件箱”……还好，还好，手机里并没有这条六个字的短信……
可是，梦中的一幕，仍然像真实的场景一般无比恐怖……睡梦中，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一条W的短信，一共只有六个字——“不要不要不要”，还有一个恐怖的叹号！
我想，我是心有愧疚的，有愧于W……不然，怎么会在梦里如此真切地梦到这个死去的同事呢？
W，是我曾做过的一档晚间新闻节目摄像记者。电视台新闻摄像记者，也就是平日里大家习惯说的“扛机器的”。按照我们工作流程的惯例，新闻采访中，摄像记者的任务是配合文字记者把需要记录的现场状况用影像记录下来。虽然，负责拍片子，就不必撰写新闻稿，但内行人都知道：一台十几甚至几十公斤的专业摄像机架在肩膀上，绝不是一个轻松的事。
简单地介绍一下工作背景后，我需要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讲出来。讲出来，不为别的，哪怕只为自己的良心，一份心底的遗憾。
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
一大早，习惯早早开始一天工作的我，已经到坐在新闻中心机房的电脑跟前。因为预计制作的人物访是两天，所以我对于摄像记者早上几点到台里、几点跟我一同出去采访，并没有特别苛刻的要求。
不料，刚刚八点半，制片人打来电话：“跟摄像（记者）出台（出去采访）”。
“哦，好的。”虽然嘴里应承，但心里并不以为然。
趁领导不在，我赶紧给同事打电话，“W老师，你还没到台里吗？领导让咱俩出去采访呢！”
“不好意思，你让制片人安排别的摄像记者跟你出去吧。我不舒服，在家呢，我现在就给领导打电话请假。” 同事的声音，我并没有听出异样。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真的不是一个泡病号的人，虽然 ，生病——是我们这一行唯一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的理由哦……（说实话，有很多次，身心俱疲的我，真都恨不得装病在家歇一歇啊！）
“哈哈哈，要是我今天没有摄像记者，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出去采访了呢？”放下电话，难得休息一下的我，开始美美地做起了“白日梦”：“反正这片子时效性不强，不用今晚发。而且，就算明天不发也没事……栏目积压的片子那么多，肯定不会‘开窗’。好希望梦想成真啊！”
我美滋滋地敲着电话，继续念叨：“欧耶，不出台，改坐台！改坐台咯！”（电视台记者们习惯这么拿自己开玩笑——出电视台去采访，叫“出台”；做在办公室不出门，当然就属于“坐台”啦！）
还没等我把白日梦做精彩、做透彻，笑面虎上司居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再一次出现在机房里！
要了命啊，要命！制片人不老老实实呆在办公室里盯着大伙儿弄选题、不给一帮热线记者派活儿，干嘛老往机房跑哇？！我猫这儿就罢了，偌大机房那么多电脑，惜命的领导难道就不怕给辐P了？！我，一小破记者，顶着被辐射更傻的危险是为了不出台，跟我攀什么伴儿呢……
正心里喋喋不休地骂着，制片人开腔了，“你再给W打电话！告诉他，病了也得来上班！我这儿没有别的摄像可以跟你出去采访了！”
什么？！太狠了吧？！人家生病都不准假，太不人道了！还什么首席制片人呢，根本就是压榨一帮儿小记的奴隶主！
说真的，制片人也是看准了W老师好说话、面皮薄。我这儿一个电话打过去，W不但没生气，反倒一口答应说马上就开车来台里。不得不钦佩人家的工作态度……这事儿要搁我身上，早就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直接“抗旨”了。可再瞧瞧人家！
领机器，出台……
关于那家特大型企业的专访，我需要不少素材镜头。按照人物访谈素材量，W在车间、货场拍了几乎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到了中午吃饭时，W早已汗流浃背。毕竟，他已经是52岁的人了啊！（一般说来，干新闻的摄像记者都是20到30来岁的年轻人，年纪稍大些的都扛不动机器，改做其他的幕后工作了。）
午饭的时候，W的表现与平日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奇怪——席间有一盘很是昂贵的海鱼上桌后，素来喜欢吃鱼的W只尝了一口后，就大声说，“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鱼太不新鲜，这鱼坏了！”大家都很诧异，因为我们所有人，包括W也知道：这道菜，是企业老总今早特意在酒店预订的，上桌前还是活蹦乱跳的呢。在座的每个人都觉得这鱼好吃得无与伦比，像我这种吃鱼极挑剔的人也觉得今天的鱼特别美味，可W却一直在嘟囔“鱼坏了”……这，是怎么啦？
这顿饭，谁都没有喝酒。这样的大餐竟然没有人动一滴酒。（说真的，这是我整个记者生涯中的头一遭、也是唯一的一次！幸亏，就是这一次的与众不同，让这家企业日后免了不必要的大麻烦。）吃完饭，被采访企业派车把我们往台里送的时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的W跟我说：“你回去自己上传素材、写片子吧，我直接在一楼设备科还机器，然后回家，就不上楼去办公室、机房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直接送你回家吧，我帮你还机器？”
“没事，没事，我去还就行。”
……
下午四点左右，我在机房刚写完文字稿、正着编辑审核的时候，一个声音嗲嗲的女同事接起了一个电话，“喂……啊？什么？他病啦？”
虽然只听到几句，但不知道为什么，凭直觉，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的病人，一定是我的摄像W！
我的心狂跳，但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过慌张。但是，很快，在听到同事向新闻中心主任报告的时候，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是W,W在医院，脑出血！
晚上八点半，新闻直播一结束，我就急三火四地开车到了医院。刚要问医生一句：“我是电视台……”，一位男医生就劈头盖脸冲我吼道：“你们电视台真过分！人都病成这个样子了，竟然没有一个人陪着来！”
我正要辩解说我们下午赶片子、晚上忙播出，可怒气未消的医生依旧没有给我任何解释的时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病人是自己打车来的！他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清醒了！”
我流着眼泪，低头，使劲咬着自己的嘴唇。
医生说的对，是我们，是我做得不够……
在我之后，台里的同事、领导来了一拨又一拨，可医生和护士还是依旧忿忿不平地批评着我们每一个来探望的人。
“大夫，他的病严重吗？”我怯怯地问。我很内疚，也很自责。我觉得：如果不是上午和我去采访，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状况出现……
“脑出血要是不严重，还有什么更严重的病吗？！”医生怒气未消。
此刻，病床上的W从昏迷状态苏醒过来，但是极度焦虑急躁。听医生说，这是脑出血病人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是否做开颅手术……当时最大的问题。
52岁的W，离婚一两年，只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和他一起生活。W的前妻虽然到了医院，但拒绝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而W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青岛当地……一个生命岌岌可危的人，没有谁敢于或者说愿意替他的生命做保证……
虽然，最终，台长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同意开颅手术，但第二天一早，我上班后听见的第一个消息就是：W去世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对于此事，我本是准备好要给台里写出事件经过的。这么大的事，难道不需要有一个说明么？一个好好的人突然死了，难道，不需要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么？可是，关于W的死，栏目制片人却仅仅口头上问了一句“中午喝了很多酒吧？”，我反驳道“我们压根没喝”，然后，事件就结束了！
再然后，就是在W去世没过几天的日子，我做了这个骇人的噩梦……
也许，是W真的回来了，他要告诉我：当时，他不想去采访，他不愿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生命……
他那个六岁的女儿，此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还记得去年人大政协“两会”采访期间，W自掏腰包，请我们这些吃够了会议自助餐的年轻记者吃火锅；还记得W曾跟我说，等哪天不忙了，请栏目的记者们去吃那家小小的私家菜馆的饺子……
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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