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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中国之精神》(1919年)里,胡适提到了少年中国的逻辑、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和少年中国的精神三个方面。
他所谓少年中国的逻辑,是指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诗云子曰诗不能作论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不能作论据。而当时一般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胡适谓正当的方法,包含三个要点: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证实。简单说来,就是就事实问题或以事实为起点,提出假设,然后对这一假设进行证实。——这种方法,你掌握并在实践中应用了吗?
他所谓少年中国的人生观,是就醉生梦死的、消极退让的和不惜作伪、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自己的目的的“野心的投机主义”而言的。他指出,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应该包含以下三点要素:
一是批评的精神。这是北大自他以前就有的传统。之所以强调批评,是因为一切的改良或者改革,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而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要经常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它的哲学基础,是怀疑精神。
二是冒险进取的精神。有几句话说得很精彩: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
三是社会协进的观念。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大家多做一件事和少做一件事的结果很不一样,这就是社会协进。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伙伴,自然会尊重人人的 人格;有了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而胡适所谓少年中国的精神,就是上述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有了这种逻辑和人生观,荷马的下面这句诗就应该记住: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是的,我们来了,世界应该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