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前，盛宣怀就打算以铁路为抵押，准备从四国银行内贷款，不料辛亥革命爆发，四国银行这笔钱就没借出去，袁世凯做了总统，四国银行早就看好他，准备通过袁世凯资金注入到中国的市场中来，可是这唐绍仪居然从四国银行之外借来100万镑，使四国银江的投资计划落了空，于是自然而然地把袁世凯给抬了出来，这种很玩味的事情发生了，孙中山要借钱借不到，唐绍仪借到钱不敢花，袁世凯没借钱却逼着要给。
　　在列强和唐绍仪中间，袁世凯选择了向四国银行屈服，于是把将责任推到唐总理的身上，要求唐绍仪让美国公使调解，退掉比利时银行的借款而只从四国银行团告贷。比利时银行终归斗不过四国银行，只好将本金和利息索回了事。唐绍仪大受打击，心灰意冷地按袁世凯的指示，从四国银行中要求借七千五百万两的巨款，比之前提出的数额多出数倍，可是四国银行问，借这么多钱用来干什么？唐总理说一时间说不上来，借款计划被搁置。
　　这时湖南的凤凰才子熊希龄听到借款有着落了，兴冲冲地跑到北京来就职财政总长，为啥？
　　这得回到南方的南京来，在南京这边黄兴当任何长官，而袁世凯更狠，以“南京留守”名义把黄兴丢在了南京，南京的政客们都北上了，黄兴还在南京，革命军不找黄兴还找谁，于是黄兴想到最后，终于想到一个最根本的办法，大举裁兵，遣散革命军。
　　 可是裁军需要大批的遣散费，黄兴天真的举办国民捐赠会，结果可想而知，他无奈就来个他强制解散的办法，这令一下各省伤兵和退伍兵员大始大乱起来，大范围的兵变开始了，乱兵们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于是黄兴下令镇压变兵，南方的革命军们开始把枪对准了自已人，革命军开始在南方相互混战。
　　此时的黄兴，已向袁世凯求救无数次，袁世凯理都不理，按照袁的理论，革命军既然由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精神解散，何况袁世凯的四国银行借款未到，就算到了，也是优先慰劳他的北洋军嘛。 
　　这时的兵变更加严重，变兵的抢劫已经完全影响到南方各省的安全，商铺银号企业自然是成为烧抢的对象，对此凤凰才子熊希龄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听到有这么一大笔巨款摆在四国银行，他决定挑起担子，筹集一笔借款先给黄兴，用以裁撤部队。
　　凤凰才子并非浪得虚名，他不但善于理财，而且口才很好，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整个借款计划、用途及其归还方式等说得是头头是道，四国银行的洋人也听得心悦诚服，当即便答应先垫款三百万两， 
　　等到熊希龄兴致勃勃的要将好消息告诉黄兴，没想到黄兴忽发奇想，给熊希龄来了一封电报“ 垫款章程不但要监督中国财政，还要监督我国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军队乃是国防之命脉，岂能容许外国人干涉到这种地步？熊财长难道忘记保路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吗？这二十年来，无数中华志士赴汤蹈火，不惜一死，方换得民国的今天，难道为了区区三百万的垫款就要将民国葬送？我们这些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承认这亡国的借款条件，请熊财长务必取缔借款”熊希龄被这么大义凛然的电报一吓，他的好心成了驴肝肺，他反倒成了卖国贼， 

一怒之下，熊希龄便将黄兴催款的电报公之于报纸上，并将兵变的危险和自己的委曲全部描述了一番。大骂黄兴理想主义，非将民国葬送，而黄兴也不甘示弱，各种报纸开始互争是非来了。在舆论声浪的喧嚣中，参议院把责任全部都怪罪到唐绍仪身上，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而袁世凯终于乐呵呵地看着唐绍仪被骂成落汤鸡，落水狗的样子，而熊希龄垫泡汤，干脆不去上班了。 
　　南方这边，黄兴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驻扎在南京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五个军，此时革命军的意志已被消磨殆尽，整理裁撤南京的军队真的让黄兴身心憔悴，已经是不堪重负，决定辞去一切职务，袁世凯仍旧刻意予以挽留，直到程德全答应接手南京留守处，这才批准了黄兴的辞职。
　　在程德全黄兴的最后保留下，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把军队带到了安徽，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归南京直辖；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带着部队返回广西；第四军军长姚雨平，带着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解散；第五军军长朱瑞，部队由其带回浙江。另外还有一些江苏的军队，则由江苏都督继续整理。从而保留了革命军最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