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腐败”是我生编硬造的一个词语。何为“项腐败”？在新华字典里，汉字“项”有多种解释：一为颈的后部；二为事物的种类或条目；三为量词，用于分项目的事物；四为代数中不用加号、减号连接的单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腐败”一词的意思可以简单表述为“变质、败坏”。因此，只要把“项”的四种含义和“腐败”的意思分别串起来解释，就不难机械地拼凑出“项腐败”的大致定义。
我不是医学家，对颈椎病之类的人体疾患一窍不通，不可能去探索“颈的后部”的变质和败坏；我不是语言学家，对词语的分类规范系统茫然无知，不可能去推敲“量词”的变质和败坏；我也不是数学家，对运算符号和公式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小学低年级水平，不可能去钻研“代数中不用加号、减号连接的单式”的变质和败坏。所以，对这几种“项腐败”，纵然我心怀勃勃兴致，也无法来舞文，更没能去弄墨。
作为一名研习法学十余年、身处科学与教育界六七载又动辄喜欢“社会观察”的我来说，倒是对“事物的种类或条目”的变质和败坏颇有感触，并一直想说点什么，不然憋在心里会诱发梗塞或血栓。为预防此类突发病变，保卫自己的年轻生命，我抓了脑袋又摸腚，最终还是想豁出一身狗胆，戳一戳、惹一惹这种“项腐败”。
以科学与教育界为例。“项”的名目可谓眼花缭乱，有各种级别、各类名目的课题，曰“研究项目”、“课题项目”、“科研项目”或者干脆酸溜溜地叫做“项目”或者娇滴滴地称为“项”，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硬科学的、软科学的；横向的、纵向的；指定的、委托的；重点的、一般的；青年的、老年的；国家的、部委的；中央的、地方的；单独的、联合的；这基金的、那资助的；等等等等。有各种级别、各类名目的教材，曰“教材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或者干脆酸溜溜地叫做“项目”或者娇滴滴地称为“项”，全国统编的、部委所属的；高校联合的、内部自编的；十一五的、面向21世纪的；普教的、成人的；函授的、自考的；远程的、近程的；指定的、参考的；理论的、案例的；高学历的、低文凭的；这规划的、那系列的；等等等等。有各种级别、各类名目的奖励，曰“优秀成果奖”、“优秀教材奖”、“科技进步奖”
或者干脆酸溜溜地叫做“奖项”或者娇滴滴地称为“项”，国家的、部委的；中央的、地方的；年会的、学会的；校级的、市级的、省级的、部级的、国家级的；特定的、一等的、二等的、三等的、优秀的；这系统的、那领域的；等等等等。有各种类别的、各类名目的评选，曰“什么名师”、“什么名家”、“什么模范”、“荣誉项目”
或者干脆酸溜溜地叫做“项目”或者娇滴滴地称为“项”，又是教学名师、又是发明能手；又是育才模范、又是劳动模范；又是紧缺人才、又是重点培养；这先进、那优秀；这名家、那学家；等等等等。有各种类别的、各类名目的站点，曰“博士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基地”
或者干脆酸溜溜地叫做“项目”或者娇滴滴地称为“项”，又是博士点、又是硕士点；又是流动站、又是工作站；又是重点学科基地、又是重点研究基地；又是报名点、又是招生站；又是研究中心、又是研究所研究院；这点点、那站站；等等等等。还有与之相配套的数不尽的建设项目、维修项目、餐饮项目、采购项目以及巧力妙设的各种项目。总而言之，这项那项的，不计其数，一时半会根本就盘点不完。
不管这“项”那“项”，都与名利休戚相关。简言之，项的背后是名利，或者说项就是名利。以课题项目为例，每个课题不是这基金就是那经费的，不仅发布机构要兜给一大包，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也大都再慷慨地砸出一摞。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课题项目资源仍然稀缺，不少评审和考核，无论是对科研院所的综合评价，还是对研究人员的职称认定，都会漏不了课题项目指标，因而拿到课题项目自然很光彩，可以夺目，也可以照人。再以教材项目为例，全国统编的教材和自家自编自用的教材，获名获利肯定迥然不同。能够立个国家级的项，占有主编位置，一版又一版的出，一年又一年的卖，一届又一届的用，既得名又获利，名利双收。其他诸“项”无不也是与名利紧密粘合，看一看人的简历和推销书就可明明白白。有个什么奖、什么荣誉的，和那些没奖又没这称号没那荣誉的，肯定不一样，试想，什么优秀成果几等奖、什么名师又名家、什么先进又模范、什么中心主任又所长、什么博士导师又是带头人，各种荣誉以“阅兵式”标准，一派“同舟共济海让路、号子一喊浪靠边”的阵势，要不是这项那项红星闪耀放光芒，谁愿在简历上扯这么多废话？
不仅如此，项更会与权力须臾不可分离。项是一项资源，尤其在穷国穷社会，项更是一项稀缺资源。因此，谁拥有项，谁就拥有权。项越稀罕，权力就越肿大。项和权力的关系规律是：有项就有权，有权就有项，权项不分。看似一个不起眼的机构，只要它手里掌握着项，这个机构的权力就很容易牵出一堆“粉丝”，突然变得惹眼了起来，并且常挂在项追求者的心坎上。项里的权力还不止于此。有项资源就有项行为，包括报项、立项、验项、结项等。于是，项资源的拥有者所笼聚的项行为人也会自然有了权力的传导。这又使项权力资源分化、扩散，掌控着报项、立项、验项、结项等行为的组织或个人也拥有了项权力。况且，有人想占有这一项权力资源，还要想尽办法游说项资源拥有者的权力，即项的总权力。由此便形成了项的总权力与分权力的根枝体系，权力体系一旦形成，此间的权力滥用、歪用、败用就成为可能，甚至变为现实。
项既然与名利挂上钩，就会勾起追逐名利者的乞求；项既然与权力融一体，就会纵容掌握权力者的引诱。你有的正是我要的，我要的正是你有的，只有你有，但不只我要，于是就很容易滋生项腐败，即“事物的种类或条目”的变质和败坏。大项目有大腐败，高级别项目有高级别腐败。武汉大学的几名高层领导就是制造了项腐败而落马的，道理很清楚：项里有项，有大项有小项，有权项有款项，有报项有立项还有验项和结项。再看看教育界乌烟瘴气的这点点那站站的申报和审批，里面究竟隐藏着或者裸露着多少项腐败，尽管没有权威数据统计，但知情人曝光的这公关那“跑部”，已经让人对项腐败产生联想进而发挥现象了，赤裸的现实也证明了人们的这种联想和想象。课题研究项目的项行为同样也会有项腐败的广阔空间，诸多美其名曰的所谓课题征集，又是为多少人预留预定研究项目而打出的一种美丽的掩盖呢？在项的各个行为环节中，也会出现项的分权力掌握者的滥用行为，攥紧一拳头的项权力，想砸哪里砸哪里。在奖项和其他各类评选的项行为中，项腐败滋生的土壤也不贫瘠，反而肥沃得很。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统计发现，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这里的逻辑就是：有官位就有一切，有官位就是名师，名师必有官位。不管其中操作的规范如何，但从评选结果的官职比例来看，已经暴露了项腐败。
这话并不严重。因为本文开头已经界定，项腐败不等于金钱交易、性交易及其他利益交易，项腐败就是“事物的种类和条目”变质和败坏。因此，凡是使项行为发生变质的，与初衷背离的，不按正当规则出牌的，产出结果叫人目瞪口呆或不足为奇或司空见惯的，都是项腐败。项腐败的花样很多，且大凡喜好项腐败的，都会不择手段。不过，纵使项腐败的招数花稍得让人目不暇接，也总不会超越其腐败的本质路线：项追逐者和项配置者的交易。说开来就是，项资源的配置本来应该遵循项配置者先期设置的规则，公平、公开、公正地推行项行为，但项腐败恰恰是项追逐者和项配置者违背了项行为准则而启动了不正当规则。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巴掌也没法拍，拍啥呢？拍哪儿呢？所以，项腐败的行为模式必然是：项追逐者为追逐项而不择手段；项配置者为获取利而放弃规范。
在科学教育界，追逐名利者不计其数。前文已经不厌其烦地罗列过，各种项不计其数。课题、教材、奖项、评选、站点、基地、中心、建设、采购、维修等等，均可巧立。各种成果奖项，什么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学术创新奖，又是国家级的、省部级的、厅局级的、院校级的，省部级的又有教育部、司法部、环保部，这部那部的；还有什么教学名师评选，国家级的、省市级的、院校级的；法学界还有法学名家、中青年法学家评选，又是十大又是百位的，其中又分为一届二届、一期二期、一批二批的，甚至还有所谓“增补”、“增选”、“提名”之类的花样。好名利者，多沉溺于这种司空见惯的科教体制和环境，一听有这奖项那评选的机会，就恨不得跑断腿、跑掉鞋，争先恐后，必须挤进去不可。就拿评个“十大”来说，质量上是否“大”不敢说，数量上却只有“十”，但参评参选的可不止十个，算上当初抢着报名的，那就更不得了了，仿佛人人都可成为某市或某国“十大”。名额有限、资源稀缺，但追逐的、争抢的，却成窝成群。此时此景，有人就开始瞎搞，要么疯狂公关，求爷爷告奶奶，摇尾乞怜，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拉上半票，绝不能漏掉丝毫。有的干脆早就预先“内定”，设置项行为的一套虚假程序，装模作样地招惹人来参与项行为，为预定的那个项腐败的真正受益者当陪衬、作嫁妆。显然，这也是一种项腐败，且非常可恶。
个人如此，机构也不例外。机构参与或制造项腐败，要么表现在为本单位的职工个人获取项跑前马后，尽量想方设法出色完成公关，实现本单位在什么什么项上零的突破；要么表现在为本单位的这点点那站站跑上窜下，砸尽了钞票说烂了嘴，功夫全在学术之外，手段各显神通，就看哪家的项腐败胆量大、能量大、分量大。谁大给谁项，谁获得了项，往往也说明了谁的项腐败量大。被项腐败不幸排倒的、悲惨挤掉的，往往发疯般狂叫，可是，又有谁能保证发疯者没有牵涉项腐败？只要有项腐败，只要在一些项上格外流行项腐败，被项腐败排挤下来的报项者，很可能不是因为没有项腐败，而是因为项腐败的胆量、能量和分量不到位而已。可见，不论机构还是个人，都有可能会因为项腐败而卷入项腐败。
当然，说“有项就有项腐败”，不等于说任何项或任何参与项行为的组织和个人都是腐败的。相反，一个正直善良或者虽想腐败但又无能去腐败的人，是不可能去想着法子搞项腐败的。这些人的有关项的获得，并非源于项腐败，而是得益于自身的实力、品行和项正义。此时，如果参与项行为的人落选或者没能获得其想要的项，或者本来制造了项腐败但因腐败水准蹩脚而输了个精光，到头来却指责项正义受益者制造了项腐败，或到处扬言项资源拥有者的项腐败，那就是一种典型的项分裂症患者了。这种人一旦拿到项，自己名利得逞，就暗自窃喜，洋洋得意；一旦没能拿到项，自己目的不达，则夜不能寐，满肚牢骚，似乎在制造一种放之宇宙而皆准的事实：凡是项都是靠的项腐败。如果以这种心态对待项，对待项行为、项资源和项权力，那么，这种小肚鸡肠者很有可能永远也就不可能得到什么有价值、有水平、有光彩的项了。
但质疑项腐败，绝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这种葡萄即使吃到了也肯定是酸的；也绝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因为饱汉未必饱饿汉未必饿。可以说，项腐败是一种你知我知他知人人共知的公开弊病。项的设立，尤其是奖项或者荣誉评选的设立，通过各种奖励机制激励学术研究，繁荣地方学术和中国学术，这应是这评选那奖项的初衷才对。但当这些活动变得乌烟瘴气并逐渐失去公信力时，有关部门还要强行维持，继续在科学与教育领域渗透，使已经污染的学术空气进一步恶化，就让人对制度推行的动机产生怀疑了。似乎是，搞这些活动不在于激励，而仅仅在于完成一项工作任务，甚至以此为交易平台有意提供项腐败的土壤。不管项腐败的程度已有多严重、蔓延的速度有多大，但不容置疑，项腐败的存在已成为客观现实。既然如此，项制度的相关方面就不应不去坐视不管。从项行为的角度，究竟是哪个环节有漏洞？从项主体的角度，究竟是什么纵容了项主体积极或者无奈去制造或参与项腐败？
项腐败传染性强，恶化程度高。在教育科学界，一旦弥漫了项腐败的空气，整个学术和学风就会快速受到污染，研究工作会更功利、更浮躁，教育事业会更走样、更变形。项腐败一旦蔓延起来，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景象：遇到项行为，项主体就一心想着怎么“搞定”，而不是对项本身的纯洁追求和至诚尊敬。由此，项的可信度会逐渐萎靡直至消失，项本来应有的功能及对社会、对国家的公益贡献力就会削弱，而是变质成为一种追逐名利、获取虚荣的手段。从时下各种项腐败的表演过程及演出效果来看，诸君可仔细品味或回味曝光的项腐败事实，不论这点点那站站的审批、不论这家家那师师的争鼎，还是这课课那题题的立项、还是这奖奖那励励的评选，无不弥漫着潜在规则或明示霸款的制约气息。上谁不上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谁有戏谁没戏，并非全靠谁谁谁的本事和项行为的正当规则。所以，所以，所以才有了项行为演出结束后的哭哭啼啼和吵吵闹闹。
因此，预防和制止项腐败就应该成为反项腐败的当务之急。我不是当权者，说了不算；我也不是资深专家，没什么好点子。作为一介草民，我痛恨项腐败，更不愿看到项腐败污染、腐化了中国的科学与教育。因此，也时常利用已有的幼稚水平，对项资源的配置方法提出了极其稚嫩且不断变动的设想。过去，我曾认为，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大、配置结果可能会刺痛某些学者心脏的项，可采取异地评审制，甲地奖项评选由乙地审查定夺。
后来，发现异地评审不可能当然地阻止项腐败，因为学界圈圈很小，除了你我他，再也没有别人，即便异地评审，公关照旧进行，甚至会因异地监督难度加大而使寻租和交易更加猖獗。于是，我又操心冥想，可否采取异国评审制，甲国或甲国某地的项由乙国或乙国某地审查定夺。可是，在全球化的今日，大家同住一个地球村，即便异国评审，那些善于七搞八搞的主儿，仍会有办法做到涉外公关或国际交易的，因为确实有不少茬儿，张口就说他认识某国著名大师汤姆什么斯、约翰什么逊的，说不定关键时刻就会拨通国际长途，甚至去乘坐国际航班了。再说，即便关系圈里没有国际友人，只要使上不择手段的能量，估计搞定几个老外评审专家，也不是没有可能。
鉴于此，再到后来，我干脆放弃了异国评审的构思，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发现外星人，可在外星人中寻求一些颇有成就的且具有宇宙影响力的专家，替代地球上的中国人完成一些项资源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异球评审制”。可惜，以太空为目标的科学探索周期很长，而这项那项的资源配置周期又太短，有的是每年一届，有的是几年就要产出“十大杰出法学家”或者一大批“法学名家”或者什么名家。指望外星人代办，会降低中国杰出学家或名家产量。“名家”的数量一旦出现负增长，或许就意味着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倒退，意味着有关部门的工作不到位，甚至被批评为背离了“科学发展观”，有关方面绝对不愿意看到。
胡思乱想了几种避免项腐败的招，又突然发现它要多蹩脚有多蹩脚，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对项腐败的抑制，可能非但不顶屁用，甚至会让人更加对项腐败的溃烂程度充满无限的想象。如今，我再也不愿去为这项那项的配置公正瞎操闲心了，但心里还是横竖不宁静：万一将来我的固执观念发生变异，也搀和到这项那项，一旦自己遭遇了项腐败，受伤的心究竟去哪儿寻求抚慰？或者还可以想象：一旦自己制造了项腐败，丢尽的颜面又往哪儿搁呢？浮想至此，我简直惆怅极了。
然而，在学术泡泡和学术功利的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之前，只要科学与教育的天地依然弥漫着项腐败的空气，那么，身处此情此境的人的敞亮的心态似乎应该是：在乎项，就别在乎项腐败；在乎项腐败，就别在乎项。这就是项和项腐败的最伟大的哲学。
至于其他领域的项腐败，道理亦如此。
2009年10月19日“土生阿耿”八周岁生日一气于上海
（全文约6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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