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0日，可口可乐五岁生日。

    我对自己五岁的事情, 真正记得的几乎没有了。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候总跟小伙伴们吹牛：我五岁的时候如何如何。当时说的肯定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诸如偷吃了谁家的黄瓜，刨了谁家地里的红薯, 再或者用石头砸了村头的大黄狗，被狗追得飞跑最终还成功逃生。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证明世间最难超越的三个字“我当年”，而是想提醒自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孩子所经历的事情，他真的记得了，即使是间接的。    

    我那一年的五岁，过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即使回忆往事或者酒后吹牛也难以找回那些感觉，直到孩子长到这么大时，我才发现这是多么有趣的年龄。可口可乐不到四岁时我离开她们到北京寻梦，这一年多我极少陪伴她们，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次的短暂相聚。起初我是惊异于她们的成长，后来我才反观到自身。

       今年暑假，可口和可乐分别来北京陪伴了我一个月。7月可乐先来，8月可口换可乐回家。这两个月，我可以每天都见到孩子的模样，陪她们玩耍几个小时。 可乐好动，除了吃饭睡觉在家，其它时间都要下楼玩，于是每天下班后她都带着我在小区四周游历。天热，蚊子多，但她不厌其烦地用手挥舞着赶蚊子，时而快跑，时而在我身边打转，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当天经历的事情：爷爷在这里玩的时候睡着了；一个小朋友在这里摔倒了；“妹妹”（可乐的自称）在这里掉到水里去了，爷爷一把拉起来，脱下汗衫包起来抱回家了……如此种种，有时还挑战我，爸爸你给我讲个最“有味”的话，看我笑不笑。我总是乐呵呵地听，认真地应答她的每一个话题。

       有一天在小区门口，从某个看不清的地方传来歌声，安静而迟缓。可乐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拉着我过去寻找，看个究竟。两个二十多岁的大哥哥一人拿吉他，一人环抱非洲小鼓，自弹自唱。唱完一段停下来，嘬一口啤酒，旁若无人般又来一首。我拉着可乐的手想离开，但她像入迷一样站着不动，也不说话。直到又弹完这支曲子，拿吉他的哥哥乐呵呵地问，小朋友哥哥弹琴你唱一个好吗？可乐怯生生地往我身后躲。我把她让出来，也问她唱不唱。她摇摇头，眼睛紧盯着那个小鼓。打鼓的哥哥把鼓从身上解下来，递给她说，这是非洲鼓，小妹妹给你玩吧。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大哥哥一眼，还是盯着鼓不说话。大哥哥把鼓放在地上，说你自己拿着玩吧。愣了半晌，可乐走上前去，拿起鼓，轻拍两下，又停下来，理直气壮地说：“你这是黑人叔叔的鼓，我爸爸告诉我的，他也会！”我和他们都哈哈地笑了，我说我哪里会非洲鼓，只是孩子小时候我随手拿桌子椅子或饼干盒子连续敲打说这是非洲黑人叔叔的鼓点，哪知道她真的记住了。可乐后来自己抱着鼓玩了好一会才回家，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拉我去那个地方找打鼓的大哥哥，可是再也没见过他们。

        可口安静，总是一整天宅着自娱自乐，也不吵闹，想让她下楼一趟得动员很久。她常常花一整天时间把完全散乱的三四张拼图自己拼出来，骄傲地告诉我都是她自己拼的，爷爷没有帮他。若问急了，她会眼泪汪汪地说，爷爷拼一个拼了半天都没有拼好，还是我帮爷爷拼的，我拼三个，爷爷都只拼好一个。有一次，我休息的时候带她出去玩，回到小区她突然发现一支蒲公英。可口兴奋地大叫，冲上去摘下来，嘟起嘴用最大的力气吹出去，蒲公英的花絮在空中飘来飘去，终于落下来，飞入草丛里不见踪影。然后她开始到处找，我也帮她找。找到以后摘起来，再一支支的吹出去。我告诉她，飞走的蒲公英是它的种子，落在地里可以长出新的蒲公英来。这似乎让可口觉得她的工作有了不同的意义，她专门找没有蒲公英的草地吹落那些种子，我也很确信地告诉她，下个星期就会长出新的来。那一天，我们几乎摘完了小区所有的蒲公英才回家。一周以后，可口问我新的蒲公英长出来了吗，我吓了一跳，要是没有长出来怎么跟她解释。我牵着她下楼先是看了几个地方，虽然长着各种花草，却没有看见蒲公英。她有些失望，想了想跟我说，爸爸这不是我们上次种蒲公英的地方，你记错了。我一边回应着，一边拉着她继续查看，像农民巡视田地一样。终于我们找到了新的、大片的蒲公英。孩子高兴了，我也放心了——她坚信那些都是一周前我和她一起种下的。我并不确信是或不是，但孩子相信是，那就是。     

        9月她们都回家了，10月就是她们的生日，妈妈邀请了好多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庆祝。从此，她们将记住更多的美好和悲伤，她们将带着我进入生命中又一个五岁，她们给予的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