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伋和《涑水记闻》：司马光不仅创造《资治通鉴》也写了本朝历史，那就是著名的《涑水记闻》。此书和司马伋经历有重要关系，现代史学家邓广铭教授为整理该书作出重要贡献，也考证了《司马光弹王安石》是伪作和研究了《涑水记闻》的创作经过，只是对司马伋的认识有些偏差。《涑水记闻》在司马槙时开始在社会流传，在绍兴六年宋高宗让赵鼎和范冲整理正式出版，依据范冲给宋高宗上奏：“今士大夫多有之，删之适足以增疑，”基本按司马光原作发表。到绍兴八年司马伋为司马光继嗣，这时他是右承务郎，此时正是议和时期，司马伋无疑是赵鼎派系反对议和，所以直到绍兴十五年他仍是右承务郎没有升迁。直到宋高宗和秦桧产生矛盾才改变，十五年正是秦桧权势鼎盛时期，他拥护的崇国公开始就第称藩，不仅威胁到史浩辅佐的宋孝宗，而且在此时恰巧发生《司马温公记闻》书籍事件，该书内容不详，却非常可疑，因为社会除了宋高宗亲自下令刊印的《涑水记闻》不可能有什么元祐党人作品，这本《记闻》明显与宋高宗让范冲写的《涑水记闻》对立，对元祐学术严禁的秦桧没有上书要求查禁该书，明显是默许该书取代自己政敌赵鼎、范冲两人主持编写的《涑水记闻》，也间接冲击了诏令赵范两人的宋高宗本人。司马伋上书要求查禁新《记闻》的举动实质是保护赵范两人主持编写的《涑水记闻》，因为是诏令赵范两人负责编写，也间接维护了宋高宗的政治影响力。这实际体现了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秦桧已经把崇国公和建国公两皇子地位拉平，随时都可能立崇国公为皇太子，不会等到绍兴末才立皇太子。若皇太子立宋高宗地位就动摇，宋高宗在这时期是只能联合主战派，对司马伋的上奏赞同，下诏禁止新《记闻》出版也是警告秦桧，而秦桧尽管默认新《记闻》流行，与皇帝御制《涑水记闻》对立，但在前年已经上书要求“禁野史”，而且《涑水记闻》是“今士大夫多有之”，社会影响力强，也不便出面阻拦诏令。这几乎是在秦桧权势鼎盛时期，主战派唯一取得的胜利，保住了赵范两人在绍兴六年编写的《涑水记闻》。这一行动实际也是表明宋高宗与主战派又恢复联合，制约投降派势力进一步增强，宋高宗对主战派有所借助维护自己地位，没让秦桧立皇太子威胁自己，给司马伋提升一级，而司马伋被从朝廷右承务郎外派去浙东安抚司挂名锻炼“干办公事”仍没重用则体现了投降派的态度。司马伋直到宋孝宗即位后才被重用，以后十年间他最高也仅是通判，体现他确实是主战派，宋孝宗即位后，才重用主战派。司马伋任礼部尚书，出使金国在与其侍卫比武射箭中获胜，“伋等中五十，护卫才中其七，”让金世宗惊叹、感慨。司马伋杰出的才能、勇气，出众的武艺确实体现了宋朝主战派能力和本事。司马伋上奏保住《涑水记闻》不仅是维护宋高宗地位，也间接维护了主战派和元祐拥护者，为以后史浩等人为赵鼎、李光、岳飞等平反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