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伪学：宋朝对中国历史主要贡献是理学和科学，其中理学是以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二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组成，后来又增加了朱熹的朱学，陈亮的陈学等。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甚至形成司马光与孔孟并列为儒家三圣的趋势，是儒学重视民意、平民、贫民，最有社会影响的时期，也是儒学最进步民主的时期。理学发展到南宋中期出现朱学，在哲学上沿袭二程，在经学上只重视四书，对礼易诗书四经忽视，对《春秋左传》也不重视，在史学上修正《资治通鉴》为《通鉴纲目》，在学术上主要与陈亮的王霸义利学说争辩。朱学仅在哲学上沿袭二程有些进步客观性，在经学、尤其是史学上，强调愚忠愚孝，忽视民意，不具有进步民主性。尤其在当时的朱学者很多以道学自居，后来在韩侂胄时期被定为伪学，宋朝国教是道教，朱学以道学自居是打着国教旗号，与道教老子思想毫无关系，被定为伪学也合理，但韩侂胄把赵汝愚、刘光祖等司马光学派与朱熹亲近的也定为伪学是扩大了打击面。朔学与朱学不同，尤其是史学立场迥异，让为赵鼎、李光、岳飞平反，立场与司马光朔学和元祐集团亲近的史浩集团反对，也导致韩侂胄集团失败。理学在宋朝中后期推崇朔学为主，以洛学为辅，朱学也部分解禁。理学在元明时期以洛学和朱学为主，朔学重视程度不高，尤其明朝几乎是朱学天下，科举更是仅考四书朱子注解，这是导致中国急速走向落后的重要原因。在西方学习宋朝最有影响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科技时，中国人却仅背朱子学科举文，而实际朱学也没能让明朝强盛，仅培养“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书呆子，甚至连这都达不到，局限于朱学，弱于经学、史学的宋人在元朝就是最先屈服，甚至比不上金履祥、许谦这些司马光的崇拜者，终身不仕，反对科举文，能研究些实际学问。明末也是受朱学教育的都是有事袖手谈心性，临阵几人报君王，南北两京多降臣，空谈朱子几十年。理学在南宋吕祖谦、张栻等朔学系统的继承了司马光重视史学的传统，元朝北山四先生中金履祥、许谦也重史学，尊崇司马光学说。在清朝虽然照样宣传朱子理学，照样科举朱子，官方宣传《通鉴纲目》教育愚忠愚孝，但最高统治阶级康熙等人却读《资治通鉴》，尤其是在官方祭祀中把司马光列为仅有的名臣、文庙双重祭祀，在明朝文庙祭祀基础上新增加金履祥和许谦两人，增强了朔学的地位。清朝徐乾学、毕沅等也继承朔学重史，两人和胡安国、李焘、金履祥是主要续写《资治通鉴》的人。在理学中朱学仅是分支，其进步核心也是哲学，而后世却学其偏弱的经史方面，局限于他不实琐细的经史学术，结果自然会陷入唯心主义，以为可以不顾现实百姓，不顾周边世界的实际发展情况，局限于写八股考科举，这些倒应该列入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