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官职与爵位：晋朝的建立者司马氏不是大姓，虽然在中国古代是著姓，但是与势力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姓相比，统治基础是薄弱的，能否控制豪强大姓对顺利执政具有重要意义。司马氏除了施行占田制，限制佃客和食客、增强百姓和中小地主阶级力量限制豪强外，主要是通过官职和爵位增强皇权地位。晋朝最早建立了门下省这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执政机关，加强了三省制，防止三公、中书、尚书台执政时，有个别部门和权臣控制政权，把过去三公八座议政，改为三公八座与门下三省共议的政治体系。体现在官职上更重视任用那些得民心，有忠义名声，往往出身寒素的人，不是局限在豪门显贵中任用人才。同时任用豪门中嫡宗的子弟，比如颍川陈氏，曹魏最有影响的是陈群门首，晋朝任用的是他弟弟的家族，提高其地位，陈准担任了中书令、太尉等职务，爵位也被封为广陵郡公，逐渐成为颍川陈氏的首座，后裔建立南朝陈国。在江南陆氏的任用上，用陆英家族，陆晔、陆玩、陆纳都是三公。同时也会任用曾经的对手，安抚、稳定内部人心，如许允子等。对于爵位的控制更重视，因为当时还是实封，要是豪强家族获得实封的民户，必然会造成豪族势力的更加扩充，那朝廷制定的限制豪强佃户、食客的政策就会形同虚设，这些豪门对中央权威和影响力就会构成威胁，东汉末年的豪强内战就可能会重演，因此司马氏对封爵控制的非常严格，晋朝很少即担任高官又是显爵的大臣。既要建功立业，又要限制豪强，让朝廷的封爵能与功业相符，司马氏在用人上就更倾向寒素，像在统一战争中，主要的执行者张华、王濬、唐彬都是爵位很低的寒素出身，三人都仅是关内侯，这样战后封赏县侯连升三级能显现封爵优厚，比让郡公、县侯统兵更能招抚人心。即使这样仍会有矛盾，可见当时豪门对他们地位受影响是不满的，对寒素势力的上升抱怨。司马氏这项政策的执行与羊祜有重要关系，他也是杰出政治家，对当时政局认识清醒，理解限制豪强的作用，本人就竭力推辞郡公的封爵，坚决执行司马昭时限制豪门的政策，用对司马昭的忠诚，恪守钜平侯封爵，为防止豪门爵位过高努力。司马昭主要封赏的邓艾就是寒素出身，羊祜也向晋武帝推荐王濬、杜预这些不是豪门的优秀士族人才。因此在晋朝也出现了地位很高、权势很大，往往爵位却是很低，这种现象也是晋朝政治的特点，也是司马氏这样不大的著姓能有效统治的政治基础。像三陆三公中，陆玩是兴平伯、陆纳没爵位，两人都是司空，仅陆晔是公爵。司马氏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在封建社会要是宗室不是强族，难以保障世袭封爵的安全，即使开国封爵的祖先忠于司马氏，不能保障儿孙能忠诚，前代功臣不到三代所剩无几的情况对晋朝教训影响很深，过度封爵也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司马氏对辞让、仅接受低爵的官员都非常信任、重用，这些官员本身多是支持限制豪门的进步官员，比如尚书仆射羊祜，晋武帝就非常怀念他，追封太傅。又如中书令贺循，晋元帝甚至连任命太尉三公都让他决定，追封司空。很多低爵位的官员都被赋予执政权，这项策略也被后世效仿，只是更完善，干脆取消实封户，只食租赋授予没有实封的很高爵位，增强中央集权，后代的郡王实户往往都比晋朝关内侯少。在晋朝被授予执政权的低爵官员主要有：司徒蔡谟，济阳男；尚书令诸葛恢，建安伯；尚书仆射袁湛，晋宁男等。晋朝的外戚也都理解朝廷的这项政策，外戚几乎没有郡公、县公封爵的，王濛父子没爵位，何准子孙辞让县侯，很多辞让封爵居低爵，或干脆不要爵位。爵位低的外戚往往也被重用，像胡奋仅是夏阳子，但是任尚书仆射，何冲封的爵位更低，仅是都乡侯，但实际权势在有晋外戚中，罕有匹敌，执掌朝政十多年，后来的桓温集团就是依靠他发展起来的，庾亮是县公、庾冰是县侯都是辞让不受，担任中书监、中书令辅政，形成了晋朝爵位越低，权势越大的特殊现象。司徒蔡谟是男爵，到了能拒绝上朝，让太后和皇帝、百官苦等的程度；司空何冲权势也高到担任晋太宗的师傅，并能决定拥立皇帝的程度。晋朝还有官职、官爵兄弟分立的现象，像车骑将军祖逖掌兵权，统领北方各镇，但他就没有爵位，而他的哥哥祖纳在朝中没有担任执政，却是晋昌公；都是权力与封爵分开，不局限于一人的例子，即能同时笼络兄弟两人，又扩大祖氏影响力。侍中徐邈和弟弟秘书监徐广，哥哥任侍中、中书侍郎有权没爵位，弟弟是县侯。这也和晋朝政府的财政特点有关，晋朝施行低租赋的政策，每亩只有二升、三升的租赋，宰相执政官又多，不可能在朝廷中供给太多的官员和世袭封爵，对官员往往是要么任高的执政官拿俸禄，要么任高的爵位拿世禄，一般不让官员同时即拿职务俸禄，又拿爵位的世禄，除非是特别有地位和功劳的才会那两份钱，职务和爵位都非常高。晋朝有很多著名的名臣都没有爵位，却是权力重、地位高，比如尚书令王彪之、尚书仆射邓攸、侍中韩伯、侍中钟雅、侍中江逌、尚书令刁协、尚书仆射王蕴，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晋朝的地位低，甚至正能体现他们与最高统治者关系更亲密，与很多外戚放弃爵位相仿，他们几乎都是皇帝最亲信的执政官，被皇帝破格任用的名臣。晋朝执行的官职、爵位政策是进步的，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能更广泛的扩大执政、封爵的影响力，加强封建官僚体系的社会基础，扩大统治集团的行政基础和政治基础，扩充统治阶级队伍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