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熙宁改革：宋朝中期出现的财政危机到宋英宗时期，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当时财政总收入1.1亿缗，支出1.2亿缗，加上非常支出1亿缗，有时亏空上亿，虽然仁宗时期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触犯旧贵族的利益失败，但变法依然是迫切朝政。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参与过国家财政管理，对财政危机都有切身体会，都主张改革，司马光主张节流，当时财政总收入虽然比天禧年间的1.5亿少，可是只要维持正常的1亿开支，节约非常开支，基本可以保持收支平衡。而主张开源的王安石，虽然有的观点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但是其执行中没有依靠民众支持，也不是像范仲淹新政那样削弱反动腐朽的地主阶级，而结果进步的政策反而成为腐朽阶级盘剥人民的工具，就像陆佃说的，“法非不善，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不仅没能改善宋朝的国家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很多勋臣和正人君子因为对变法中的问题有异议就被罢黜，使出现的危机也不能被纠正，加上与西夏等国的战争，与辽朝的边境纠纷，宋朝的熙宁改革的失败成为必然。司马光在熙宁改革中的作用特殊，他的官职不高，比起其他反对改革的勋臣韩琦、文彦博、富弼等人，司马光只是御史中丞，他在反对变法的同时，反对发起对西夏的战争，为此拒绝担任枢密副使，战争不仅会扩大了非常开支，会加剧财政危机，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正是这个原因使司马光成为反对派的首领，吕诲临终时嘱咐他要挽救变法造成的危机，连韩琦都给文彦博写信对司马光拒命态度赞许，也劝他接受任命。枢密副使已经是副宰相级别，比司马光当时担任的官职高，他宁可降职永兴军，也不担任使相，这是因为担任了枢密副使后，就必须承担指挥参与对外战争的职责，而司马光反对战争而拒命，为此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人们依然尊他为使相，称他为真宰相。事实上历史发展的结局也验证了司马光的预见，王安石的变法和对西夏的战争，不仅使国家出现严重的危机，北方被辽国割占了七百里国土，同西夏的战争损耗巨大，遭受失败，这些惨痛的教训不仅使百姓对变法失去支持，也使司马光的威望提高，成为人们寄托挽救国家危机的首要人选，也成为著名的元祐党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