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对文化的影响：《新五代史》是北宋欧阳修的著作，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都是记述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从著述结构看，薛居正是依照历史发展进程，依次记载各个朝代的建立，而欧阳修改的著作是把整个五代都会合，混杂在一起，因此相比较薛居正的著作更能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而欧阳修的著作是为宣传封建伦理，维护封建道德观。金朝在公元1207年11月，开始正式下令用《新五代史》替代《旧五代史》，此时正是金国统治走向腐朽没落的时期，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蒙古国家，中国再次开始面临重新统一的历史时期，蒙古政权此时还是金国的属国，而在中国当时的版图上，各个割据政权中，金国还是占主导地位，《新五代史》对金国的影响有那些呢？金国在公开推崇《新五代史》三年后，蒙古国独立开始进攻金国，二十七年后金国就灭亡了。历史相似，北宋也是在司马光遭批判，《资治通鉴》被冷落后的三十二年后灭亡。1234年金国灭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文化精神观念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旧五代史》描述的梁唐晋汉周发展过程，是体现了中国正逐步走向统一的实际历史趋势，以及各个政权的发展实际，从唐末割据，到周世宗基本统一了北方，为北宋统一打下基础的客观历史，尤其重视周政权的历史。而《新五代史》把各个政权混杂，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分裂的形势，把周政权描写得过于简略，甚至周臣传仅有三人，和晋臣传一样，给人有贬低这两朝的印象。如果仅仅学习《新五代史》是不会形成实现国家统一的客观历史观，仅仅会简单地形成封建割据的观念，也无法搞清历史人物在五代时期具体起的历史作用。《新五代史》在金国开始推行时间不长，到金国灭亡也只有二十多年，其中最后十多年完全是处于战乱，可能真正实际作为教育课程的时间只有十多年，因此不能把金国的灭亡原因都归罪《新五代史》，以前宋朝也把《新五代史》作为官方历史观点。北宋是在欧阳修去世后的1072年，官方开始把《新五代史》作为史书公开发行的，距离北宋灭亡有五十多年，当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史学最高峰，1094年司马光被列入元祐党，遭到批判，《资治通鉴》也受影响，在社会发行很少，以至于金人在攻打北宋时，把夺取到了《资治通鉴》作为重要胜利战果记载和庆祝。建立正确、客观的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建立统一的历史观和正确的历史学理论方面起的作用不大，但是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还是有些作用，在宋朝正统观念、守节、死节的观念开始增强，要求对封建政权愚忠的观念也不断发展，但是这些不能根本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基础，往往只能对少数封建文人产生作用，广大百姓是不会去为腐朽、反动的政权殉节。在金国一向以《资治通鉴》为主要历史教材，很多殉节的大臣也是以司马光为崇拜对象，比如完颜承晖等，因为《新五代史》记录的五代十国时期的死节事例比不上其他朝代，宣传效忠正统的效果低，因此《新五代史》起的主要作用还是制造了封建割据的观念，《新五代史》在金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史学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割据观念的形成，以及最高统治阶级安于现状，丧失统一信念的精神状态。《旧五代史》还把承认中原正统的称为世袭，反对中原政权的称僭伪，而《新五代史》则把所有割据政权都称为世家，承认分裂、割据的合理性。同时把为最高统治者守节作为最高道德准则，这在思想上连“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德水平都达不到了，这使我们想起早在周朝，中国就有“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道德观念，可是封建专制时代有几个君主能执行。在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时代，要百姓都去为十多年就换一个的朝代殉节，这是不现实和荒谬的。这是丧失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观念，把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局限在了少数帝王将相，甚至是个别帝王身上了。《新五代史》把中原分成了帝王和世家统治，而把周围的少数民族重新称为四夷的观念也是落后的，甚至忽略了北宋最高统治者都与辽朝的最高统治者互称兄弟这种进步潮流，《新五代史》表达的是民族狭隘观，没有各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在内容上也是忽略了当时五代也是民族融合的时期，梁唐晋汉周五代之中有唐晋汉三个是沙陀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新五代史》对民族关系和民族习俗的描述往往也是以中原传统习惯的偏见来认识民族问题，看待少数民族的言行习惯。总体上说《新五代史》没有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规律，对文化发展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