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码头上岸时，跟妈妈红同时看到了彼此。她整个一副活见鬼的表情，眼睛整得大而圆，嘴巴也打开着，吞咽了半天空气也没蹦出一个字，随即就哈哈大笑起来。这瞬间转换的表情传达出三种含义。

首先是不相信。孟威村仅是旅行者环游东南亚时的一站，还是可有可无的一站，本来就来者缪缪，像我这样去而复返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走了就是走了，永远地走了，压根没指望通过电邮、电话这些现代手段跟这个遥远村庄发生一些后续的联系，即使当时有再多交集，也会一段一段地在记忆中变得模糊，如同十年后再看信笺上的字迹。没蹦出一个字也是因为妈妈红们平常根本遇不到类似的重逢场面，她看到我时自然说不出欢迎回来这样的客套话，welcome back哪儿有hot water、cheap和river view实用呢？用不到也就没了学习的必要。于是妈妈红就用大笑代替了欢迎，我也朝她笑起来。有时不用说一个字，几个表情就能让人的内心想法一览无余。

既然活捉到我，她觉得没有重新物色新房客的必要了，一背身就朝她家的方向走去。

我赶忙快步走到她跟前说：“这次我想换一家。”

她也是聪明人，马上用一个单词反问：“香蕉？”看来我送吉他给艾这件事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这让精于人情世故的妈妈红意识到天平朝向她的这端已经高高翘起。之前我只是她的房客，是最简单的利益交换关系，而我和艾一家已经有了感情交集。我笑着对她点了点头，她就没再多说什么，又拧身朝码头走去，那边还聚着几个刚下船的旅行者，还在为选择“hot water”或是“cheap”而纠结，说不定妈妈红那根挂着“river view”的鱼竿还能钓到几条肥鱼呢。她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回头跟我说了一句：“妈妈平，博安，艾，走了。”

我愣了三秒才反应过来妈妈平应该就是艾的妈妈，这也是第一次知道她丈夫姓平。走了？去哪儿了？艾的爸爸也走了吗？我满心疑惑地沿着村子里的主路走到香蕉客栈门口。

我推开篱笆门，奶奶正坐在玄关下面的阴凉处。她的眼睛不太好，只把脸朝我站定的位置转了转，可眼神空空的，似在遥望远方群山，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样。倒是小白狗的几声吠叫像是对我的出现有了呼应，汪汪几声之后，它就算尽到了看家护院的职责，打卡下班躲到墙根阴凉处去了。之前听艾叫它扭依，我就蹲下身子，没话找话地对着小白狗说：“你好，扭依，我回来了。”可它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

这时艾的爸爸从后院走了出来，右手握着一把弯刀，那是当地人砍竹子用的。他看到我，嘴角强挤出一丝笑意，对沉默寡言的他来说，这能算最隆重的欢迎仪式。

我问艾爸：“妈妈她们去哪儿了？”

艾爸听到这句话，刚才还稍微扬起的嘴角又重新耷拉下来，恢复成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男人应有的相貌。他说：“博安病了，去琅勃拉邦了，妈妈和艾也去了。”他的英语水平介于妈妈红和自己老婆之间，勉强可以完成最基本的交流。我继续追问博安得了什么病，这就难住了他，想了半天，随后用弯刀往他自己肚脐下方一寸的位置横着虚划了一道，我更是一头雾水，不知是博安被刀割伤了还是要做手术的意思。

这次回孟威村，一路上最期盼的就是和艾一家重聚的场景。艾说不定会弹着少了一根弦的吉他给我唱他最拿手的山歌，艾妈说不定会为我准备一顿丰盛大餐，其实吃什么根本无关紧要，我更看重和这一家人重聚时快乐轻松的氛围，真的就像回家一样。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这就像我击出手掌要跟同伴high 5，却空空地只拍到空气。

很快我就接受了一多半家人不在的现实，反正要住一个月呢，肯定能等到他们回来，到时候听歌和大餐一定都少不了。

想到要住下来才问艾爸家里还有没有空房。这纯属礼节性的明知故问。上次来时四间客房都空着，现在艾妈走了，更没人去码头张罗拉客了。

艾爸说：“还有的，还有的。”说着就带我走到江边的客房，四间房都不出所料地空着，他摸出钥匙打开其中一间。

孟威村的所有客栈似乎都是按照相同模板照葫芦画瓢而来。正中一张大床，床头摆着俩枕头，枕巾上描龙画凤，几乎跟妈妈红家的床品一模一样，像是从同一家商店批发而来。我还特意朝房梁上望了一眼，不知是否有盖口藏身其上，这就要等晚上睡觉时才能见分晓了。

房门就是几片削成薄片的竹子拼成的，里面一把插销，外面一个锁环。窗户面对面开了两扇，一扇与门同侧，可以看到南乌江的水流，另一扇朝向后院。窗户上没装纱窗也没有防盗的铁条，可我的安全感并未因此减少半分。我固执地认为孟威村就是现代版的桃花源，这样的村庄是可以夜不闭户的。

等我进屋放下背包，艾爸就继续回后院砍竹子去了。我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畅想着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可以读书，可以思考，可以干一些农活，可以和当地人交朋友，我沉浸在各种对融入式旅行的美好期待中，大脑皮层始终兴奋，甚至忘了这一路舟车劳顿给身体带来的疲惫。

就在我的白日梦渐入佳境的时候，突然听到三下敲门声，随即艾爸的声音从门后传来：“鹏，在吗？有你的电话。”

这才真是活见鬼了。重返孟威的决定属于临时起意，转天一早就出发了，我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即使说了，手机也没信号啊。电话在哪儿？谁会打电话？还指名道姓地找我？是不是自己听错或者理解错了？我狐疑地跟着艾爸走到他们一家人居住的主屋，这时才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果然摆着一部电话机。是那种老式拨号电话，把食指伸进数字对应的圆孔，往下拨到底，听筒里就会传来几下嘟嘟嘟的脉冲信号。我看到电话机后面连出两条长长的黑线，一条连着一个蓄电池，另一条垂直钉在墙上，应该连着屋顶的天线。

我拿起哑铃一样的电话听筒，耳边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很快我就听出那是妈妈平的声音，只是经过不太稳定的信号传输后有点变调。她语速极快，似乎是为了节省电话费，因为看不到她说话时的表情，我只能费力地从中捕捉到几个关键词。她说博安病了，需要钱做手术，可她家太穷了，交不起手术费，听艾爸说我回来了，就想问一下我是否可以帮忙。

我连着说了两遍没问题。

电话那头却沉默下来，好像还没想好该怎么开口。几秒钟之后，妈妈平继续说道：“你能不能给我一百美金？”

这下轮到我沉默了。让我觉得不对劲的原因并不是一百美金这个数字，而是她用的是“给”而不是“借”。我怕自己听错了，又跟她确认了一遍，她说的仍旧是”给”的那个单词。

又是几秒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妈妈平用一种近乎乞讨的语气问道：“鹏，可以吗？”

一百美金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目，究竟是借还是给，我当下还拿不定主意，又怕浪费她的电话费，就说：“这样吧，半个小时后，你再打给我，我告诉你我的决定。”

回到房间，我躺倒在床上。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发现自己的姿势变了，之前双手枕在脑后，身体完全放松；可现在我却躺着翘起二郎腿，这是思考问题时才会下意识做出的动作。我也不是一个富裕人，钱包里只有出国前换好的一千美金和几百人民币，外加几十万老挝基普（并不值多少钱），这就是我的全部身家，让我拿出其中十几分之一去做慈善，不是不可以，却非我所愿。

思前想后，应该不到十分钟吧，我突然一拍大腿，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再次接通妈妈平打来的电话，我发现自己的语调平静而严肃，我说：“按照孟威村客栈的惯例，都是离店时才结账。既然我决定在这里生活体验一个月，我就先把这一个月的房费先预支给你，应该有五六十美金。可治病要紧，所以我还会先借你一百美金，等我离开时再多退少补。”随后我的语气软下来，继续说道：“我看家里其他几间客房都空着，有点可惜。这样吧，每天下午我去码头帮你拉客，多住一个家里就多了一份收入。希望这么做可以帮到你。一个月下来，你的纯收入应该超过一百美金了，而且这笔钱你花起来也心安理得。”妈妈平先连着说了几个“yes”，又连着几个“thank you”。最后我说，“希望博安早日康复，我在家里等你们回来。”说这话时语气又是春光明媚了。

第二天一早，艾爸就坐上前往琅勃拉邦的渡船，给医院送钱去了。临行前他把剩下的三间客房的钥匙全部交给我。

当天下午我就在码头捡到一位韩国大叔。带他看完房间，他问我多少钱一天，我学着妈妈红的套路反问：“您打算住多久？”他说行程不确定，看心情吧。我说希望您也多住几天，那就15000基普一天好了。我和这位看心情旅行的大叔聊得十分投机，他也是个热心肠，从我这儿了解到艾一家的困境后，转天就自愿陪我到码头拉客。他的加入让我们的语言能力大增，除了普通话和英语，又多了韩国话。这天我们拉来一个韩国女孩和一个以色列退役大兵。四间客房一下子满了。我忙前忙后给新到的客人介绍客栈情况，简直比给自己赚钱还高兴。

艾爸走后，家里只剩下奶奶一人，由邻居阿姨帮忙照顾。小狗扭依在大小主人全都不在的情况下就成了我的跟屁虫，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这还是我第一次每天跟一条狗形影不离，狗是最通人性的动物，你对它好一点，它十倍还回来。

一天下午，其他三个房客一起去版纳村徒步了。我闲来无事，天气又燥热难耐，就躺在床上，拿出一卷卫生纸，打算做一件大家都懂的事情。可刚脱下裤子，眼角的余光突然发现窗外站着一个人，我差点被吓得功能失常。

原来是艾的奶奶，她走路永远悄无声息的，像猫一样。她静静地站在窗外，脸上仍旧毫无表情，眼神也怪怪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看到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