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看蔡康永写张爱玲的文章里说：“凡有边界的，　即是地狱——，人生是监狱。”　

又说：　

“很多人要被拉出去处决了，就大呼小叫，拼命扳住门框不放，搞得其他囚犯心情都变得很坏。当然也有微笑退场，也有发表激昂演说再赴刑的。

也有人，在大家的注视之下，悄无声息地，越狱了……　

张爱玲不见了。　

   越狱成功。　   很多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很多人越狱成功。　   可是张爱玲，是人生的重刑犯——　   她从人生狠狠劈下几块黄金、犯下几件巨案，再大大留下几条线索，然后，飘然远去。”看完有所悟，想起当初刚看完《小团圆》的时候，读了篇书评，作者说有一个困扰了她很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感到很不高兴，觉得作为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任何人都不该问出这样的问题，要死你自己怎么不去死。但是后来看了蔡生的文章。从另外的角度想了想，就对之前的耿耿于怀一笑了之了。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曾经把人类的灵魂分为　两类，一种是做加法的灵魂，一种是做减法的灵魂，做加法的人要不断地表现自我，突出自我，要让人们看到自己走在街上，　听到自己的意见和声音，要与这个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否则他们就会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昆德拉说，这种人是大多数，人们结婚生子，不断地沟通说话，穿奇装异服走在大街上，拍照片搔首弄姿，潜意识里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自己，为了让世界看到自己，以此更加强调自我的存在。而另外一种做减法的灵魂，这类人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希望能过点安宁的日子，不被人打扰。他们觉得世界就是蔡康永所说的监狱，总是想越狱逃跑，因此总是自动给自己的灵魂降噪，把自己的存在感消减成零，希望有一天偷偷地挖个洞去另外一个世界消失掉，不被人发现。昆德拉说，这两种灵魂走向极端都会很危险。加法灵魂的危险在于一个人的自我会过于膨胀。而减法灵魂的危险是最后彻底失声，存在感寂灭为零。这零并不是死，只是零而已。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姐姐阿涅斯是减法灵魂。

我从未见过真正的像阿涅斯一样的人物，以为那只是个传说。后来看到张爱玲的相关报道，才觉得，她就是真实版的阿涅斯。她晚年在美国深居简出，没有人能找到她，她的地址连家人和朋友都不会告知。世人都在寻找她，有记者甚至住到她家隔壁，但是却毫无头绪，只好翻检她的垃圾想寻得她的一点点蛛丝马迹。这是唯一的一次世人逮到她。但也立刻被她溜走了。在她生命最后的十几年，她把自己灵魂的声音几乎削减为零。有一次，她和一直帮助她的林式同先生通电话，抱怨牙痛，　林就说：“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她若有所悟，自言自语地说：“身外之物还是丢得不够彻底。”　

既然这样，活着为何，何不干脆自杀？昆德拉说，自杀的人有时并非意图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是通过自杀这种行为，　永远地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话不能概括全部自杀者，但是的确是一部分的原因。三岛由纪夫就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他暴烈的自杀方式，是为了寻求永恒。但是在《不朽》中，阿涅斯并没有自杀，她只是在一次车祸之后，在丈夫赶来之前，在一丝意识尚存中，自行放弃了生命，她用自然的消逝退出了生命，越狱成功，也从人们的记忆中真正地抹掉了自己存在过的痕迹。因此在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妹妹很快走到了一起，心里没有一丝愧疚。我想如果阿涅斯在天有灵，也会对此无所谓，　这是一个做减法的灵魂得到的最大的平静和幸福，并不是一死了之那么简单。张爱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过“不自杀”的决定。这个决定，她贯彻了一生。我想这是因为她洞彻了生死，也洞彻了自杀这件事，她特别知道自己自杀之后，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因此她绝不可以自杀，她要活着越狱，活着抛开这一切。冷眼看这世界，看这世人，翻天覆地地将她找遍，想捉拿她的，　想观赏她的，利用她的，对她品头论足的那些人，她就是不满足你们，你们只好拿着她的前尘遗事反复咀嚼，嘬点滋味出来。你们想看她自杀，但是她才不会死给你们看的，你们想以此来满足自己嚼老婆舌的快感，在她自杀后对她指指戳戳地说，看，　我早知道她会自杀的。但是你们休想。

人人都感慨张爱玲晚景凄凉。我始终不曾这样想。在选择生死的问题上，生和死本身都不是悲剧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选择了你想选择的那一个。因此三岛由纪夫的暴烈自杀也好，张爱玲选择活下来也好，都让我佩服，因为这都是一个人经过了漫长严肃的思考做出的选择。尤其是张爱玲对生的选择，也让我明白了一点，一个人在真正经历过生死的抉择，经历过怀疑和迷惑，而最后依然放弃了自杀而选择活下去。这样的生，才可以说是基于自己自由意志的选择。那些从来不敢追问自己是否应该自杀，想都不敢想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的人，也常常是不敢认真面对死亡的人，他们只是因为被人教育了人应该活着，就认为活着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味否定自杀的人，其实和一时冲动就从楼上蹦下去的自杀者，本质上是一样半斤八两、浑浑噩噩的事。人生如狱，这世上本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但是假如我们不能选择被生下来，活得痛苦不耐烦时，至少还可以自杀，一想到这点，就让人觉得好轻松。我的普鲁斯特问卷里，对于“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这一道题的答案，就是“不能自杀”。但是自杀毕竟是囚徒暴动，技术含量明显不高。张爱玲没有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她更像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拿把小锤子挖个大洞，剩下的留给你们去扯淡。我相信这世界上肯定在各个角落都隐藏着越狱成功的人，只是他们不像张爱玲这样重罪得惹人注意，所以难度系数也没有这么高罢了。所以张爱玲这个人，越想越觉得她有意思，她上半辈子灵魂做加法，下半辈子灵魂做减法，两者都做到极致，可见加法还是减法这种事，也不像米兰·昆德拉小说里那么绝对。而大多数的普通人，恐怕更是难以做得绝对彻底，都是一忽加法一忽减法地摇摆不定，一忽想归隐山田，一忽又贪恋人世浮华，就这样在纠纠结结中度过一生。张爱玲死后，人们第一次进了她的居所，家徒四壁，屋子的女主人，过着极简的生活。人们叹她晚景清贫，她却只嫌身外之物丢得不够。她说：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这收梢，我也喜欢，看得懂的人，就知道她干得有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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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收录于随笔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