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倚玛玛写这篇文章时，查看了好多资料，真的是一边写一边流泪，而且还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之后，发邮件给她，告诉她这件事。她也说，看得心里好难受。话说我写时评，还是拜绿老师所赐，有一天她在博客上开始说我是能写时评的女人，其实我心里挺纳闷的，还只当她是说说而已，后来没想到她去了TIME OUT，有了机会，就真的开始约我写上了，再后来她走了，倚玛去了，就继续写下来。有时候想起这个来，觉得这三个女人搞上这么个东西，还是蛮奇怪的，特别是这三个女人，其实都是文艺动物，爱情动物，反正都不是政治那一卦的料。前几天看到豆瓣一个小朋友发帖子，问：《整天忧国忧民，无心上学怎么办》，这题目看上去真可爱，也真让人心酸。有时候我和绿老师散步聊天，先聊鼓楼被拆，又料东海被填，接着是这个那个。绿老师就感慨说，连咱们俩都被逼得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这可真糟糕啊。我说是啊。其实我并不是很爱写时评，身为女人，我并没有男人那样坚硬的心肠，可以一直持续的注视着这个世界的黑暗。我对社会焦点，国家命运，总是关注的有限，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心理原因，偶尔写完一篇时评，就要赶紧去找点美好的事情来做，看看花花草草，听歌看电影，到朋友家去和她玩娃娃。然后调整好了，再回来，凭着那么一点点小坚强，再继续写。对国家大事，我懂得没那么多，写的肯定也是不够好，反正都是大白话，也许也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只会写写文章的人，能为别人做的，也许就这么点事情而已了。

PS:《time out》是本好杂志，我很喜欢它。另，本文中的一些资料来源于其他文章。另另：如果哪个狗屁马甲再在这文章后面再回复所谓“他们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投资北京周边房地产”之类的屁话，我就直接问候它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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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的城中村早有耳闻，但是和大多数生活在高楼大厦，繁荣小区里的城市居民一样，如果不是特别有必要，就会对此种被人认为是城市的“癞疮”选择性的失明。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北京年内将要启动50个城中村的改造，这让我想起了三四年前，到南三环木樨园附近去办事，因为找不到地方，所以搭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拉车的大姐为了取近道，就载着我从一个城中村里穿过。那是一次至今都难忘的经历，时光好像在进入村口的一瞬间就回到了几十年前，街道最窄的地方只有一米多宽，两旁拥挤着数不清的小商铺，地上污水成流，厕所的恶臭离很远就能闻到，旁边却驾着烤羊肉串的摊子，几个年轻人正吃得津津有味。随处可见的垃圾，菜叶的路上，走着穿着暴露，浓妆艳抹的年轻姑娘，打着发蜡的南方长相的年轻人。拉车的大姐拉着我在村里绕来绕去，娴熟的躲避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仿似在穿越一个迷宫，最后一拐弯，出了村，面前就立刻是干净宽敞的大马路，对面就是我要去的高大楼宇，我又回到了那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北京，但是在我的心里，北京却从此再也不是面前这个北京，我身后的那个贫民窟，那里也是北京。

据统计，仅北京城八区就有231个“城中村”，所谓城中村，就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建设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农民因为没有了土地，又缺少进城务工的技能，因此很多人只能靠留在原地区做小买卖，做保安，保姆等工作，或者加盖非法建筑，出租房屋做房东作为日常生活的收入来源，所以这里租金便宜，便又成了从事低层工作的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很多城中村布局仿似迷宫，人口密度大，比如丰台区的蒋家村，在2006年时外来人口就有聚集着16000多人的外地打工者，超过当地居民与村民总和的5倍，这样的人口密度，人员结构，为犯罪分子的隐藏提供了很便利的隐蔽场所，也使得这种地方的治安问题极为严重。这些城中村好多都并非在北京十分偏远的地区，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很多当初还属偏远的“城中村”，现在已经是黄金宝地。

由此种种的原因来说，改造城中村，对于村民本身，对于整个北京的建设，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才对，但实际上，真正住在那里的老百姓，未必都这么想。要知道，生活在这样的贫民窟里，既不是老百姓自己选择的，也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从前，这里的老百姓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子过得虽然辛苦，但是毕竟够吃够喝。对于农民来讲，土地就是他们生存的根本。但是城市的扩张，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就拿蒋家村来说，1992年农地被开发商占用之后，全村的人就失去了收入的来源。他们是农民，没有念过书，没有经过技能培训，于是老人只能靠政府的养老金度日，得了重病，政府的医疗保险只能给报30%，年轻人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领5万元遣散费，要么接受开发商安置，去当时开发商的公司当保洁员。5万元，在92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对于农民来说，怎么能和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相比？而且据说就连这保洁员的工作，也很快也没有了，92年的时候，劳动法也并不健全，解雇一个员工，相信开发商，连一个子都不用给。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才使得老百姓没有办法，只能靠私搭乱建，然后把房子租出去度日为生的。因此，就是这么几间破房子破瓦，也好歹是个窝，拆了它们，住哪去呢。住在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数从事着底层的工作，收入微薄，不是他们想住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住不起别的地方，也不是他们不想回家乡，而是因为他们很多人，在家乡也没有出路。所以，你把这个地方拆了，他们也会到别的地方去聚集。但是北京的建设，也不能没有他们，你总需要保姆吧，总需要保安吧，你把他们都哄走了，也是不现实的事。写到这里，想起前几天某委员说，房价涨到4万的话，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可是这些城中村的老百姓有什么活法？我到是觉得政府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才是。

“城中村”的改造，毋庸置疑是合情合理的，是大家都应该支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GDP，政府官员的政绩，卖地盈利的需要之上考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2010年3月的《法制晚报》一则新闻里，提到了上营地区居民李亚辉一家，拆迁后可以获得60多万的补偿款。“丈夫患有严重精神病，儿子天生脑瘫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李亚辉本人下岗，自家几间小平房的出租和政府低保是她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现在这一地区，连最便宜的房子都一万多一平米了，就算是把所有钱拿来买一个小小的房子，李亚辉一家今后又要怎么生活呢？而大多数城中村的居民，拿到赔偿款后，也都只能再往外环搬迁了，我想，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相信政府，在这个地王不断涌现的新时代里，还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

2010年的北京，很多城中村即将消失了，很多高楼大厦又将崛起，生活的脚步一如寻常的向前飞奔着。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的变化我们看得到，有的变化我们我们看不到，而有的变化，我们选择视而不见。每个周末，我会到亲戚家小住，在我住的房间窗外，就有二亩土地，被红色的砖墙围着。转墙外是车水马龙的高架桥和高楼大厦。有一户农民，每年都在这里种菜，已经四年了，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坐在绿油油的菜地里忙活，我就在高楼大厦的窗户里望着这片绿色发呆。我们不远的地方，是万柳路，那里也曾经是一个“城中村”——巴沟村，现在的房价是每平方米六万。乾隆曾为此地写过一首诗：

“万泉十里水云乡，兰若闲寻趁晓凉。两岸绿杨蝉咴咴，轻舟满领稻风香。”

我想，也许那样的北京，才是北京人心中真正的家吧，那样的北京，我不曾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