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常识而已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中，有很多结论在我们看来都非常熟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中的小说家、诗人就社会行为进行了大量观察与评论，而且颇有见地。有某些结论甚至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总结出来的，因此，慢慢地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疑惑：难道，社会心理学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术语在表述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吗？社会心理学似乎不过把任何一个门外汉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拿来改装一番，这是否正确和妥当呢？正如作家卡伦·墨菲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科学家日复一日地深入这个领域，而且他们也日复一日地发现人们的行为与所料想的丝毫不差。”在一些实验中，当得知实验结果时，人们突然间觉得结果不是那么令人惊讶；在我们关注某些竞赛、评选、选举、社会事件的调查、富有争议的案件的审理时，在结果出现后，很多曾经满怀狐疑的人一下子恍然大悟，因为很显然结论是不出自己所料的。一旦结果披露，人们便会极有把握地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说吗？也正如哲学家怀特海的描述：“所有重要的东西在很早以前就已提到了。”

相反的结论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社会心理学家特地设计了一些实验，来考察人们这种有趣的果不其然的心理现象。其中一个实验是你也可以去证明的：将一群人随机地分为两组，将一个心理学结论告知给其中一组，而给另一组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结论一】：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异性相吸。”

【结论二】：社会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择友还是坠入爱河，那些性格与我们相似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古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先让人们解释被告知的结论，然后问他们对此是否感到惊异。假如你是其中的一组，你会为自己遇到的结论感到惊讶吗？那么，过一段时间告知小组相反的结论，他们会对新得知的结论感到惊异吗？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个实验表现出来的事实，可以换一个结论来继续考察。

假如你告诉一个人：“分离加深爱意”。他可能回答：“你说这个啊？谁都知道‘小别胜新婚’。”那么，假如你告诉他相反的结论：“分离会浇熄爱火”。他是否可能回答“我外婆都可以告诉你‘人走茶凉’”呢？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乎任何结论都会因谚语格言的解释而变成常识，即使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以下这些我们都已知道的事实：

“人多手杂反而碍事”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文胜于武”与“事实胜于雄辩”；

“朽木不可雕”与“活到老，学到老”；

“血浓于水”与“亲兄弟明算账”；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与“三思而后行”；

“有备无患”与“船到桥头自然直”；

……

现在请你仔细地想一下，以上结论究竟哪个更正确呢？

事后诸葛亮

那么，假如在以上第一个试验中，不告诉小组最后的结论，而是抛给他们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比如可以这样问：“就择友或坠入爱河而言，你认为究竟那些性格与我们相似还是不同的人对我们最有吸引力？”在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之中，小组就分成了两派，不可开交地吵起来了：不同派别所持的，可能正是你未曾告知的相反结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告诉了别人结论会出现那种“我早就知道了”的现象呢？随着研究的开展，社会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的一种心理现象——事后聪明式偏见。在这种心理现象的作用下，你会感知到大量自己早已知道的后果，并会归功于自己的聪颖智慧，而轻视那些告诉你结论的机构或个人。但是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在你了解到几乎所有心理学实验得出的可信结论并视为常识时，总在你知道结果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总在知道事实之后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后聪明总比先见之明来得明显容易。因此，在你就任何问题一开始就给出真正的结论时，人们基本都会给这些事实打上“显而易见”的印章。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体验到这种事后聪明。须臾间，我们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发生的种种力量而不觉得惊诧了。在股市震荡发生以后，大多数评论员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该是整顿市场的时候了。”在某个友邻或熟人家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时，很多人喜滋滋地宣告：“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就知道他迟早会有出息的!”因为某种原因，某位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忽然触犯了法律以至于锒铛入狱，坊间忽然涌现大量义愤填膺的人：“哼！该！我老早就看出来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家里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在家暴跳如雷：“我早就给你说过，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就是不听！看看，现在问题出来了吧？哼哼，我就知道，你迟早会给我惹出这些麻烦的！”等到孩子某次考试忽然考了一百分，父母态度骤然转弯：“嘿嘿，我就知道，我家孩子是最聪明的！来，亲一个，我的乖！”就像丹麦哲学家索伦·基尔恺戈尔所说的那样：“生活是正着来过，却是倒着去理解。”假如你看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话，或许会对福尔摩斯在解释完自己对案件的推理后，听者无不恍然却以为没什么了不起时概叹和抱怨的话：“做个事后诸葛总是很容易的。”

致命的后果

在我们得悉很多已经给出的结论总是在我们意料之中时，我们可能会变得妄自尊大，不知不觉中高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一点给心理系学生带来不少麻烦。很多时候，学生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实验结论，看上去非常容易，甚至显而易见。但在随后进行的测验中，面对多个看上去颇为可信的答案，选择难度和失分几率大大增加。备受打击的学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还以为自己都明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问题：你觉得比起银牌获得者来说，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是否更为满意呢？最满意的，究竟是银牌，还是铜牌？你肯定吗？你真的肯定吗？好吧。既然实验结果你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多说了。嗯，到底是银牌，还是铜牌呢？但在如此智慧的你目前，我们是不会班门弄斧的。

另外，由于在事后结果看起来具有预见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为那些事后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决策而责备决策者，却并不因为那些同样“显而易见”的正确决策去褒奖决策者。最明显的事例是：9·11事件发生以后，从9·11早晨开始回溯，指向灾难的种种信号看起来似乎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人忽视或误解的线索。

1.CIA知道基地组织的爪牙已经潜入境内。

2.一个FBI情报员给总部的一份备忘录是以这样的警告开始的：“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本·拉登可能会将学生送到美国参加民办航空院校的联合行动。”

……

        可以肯定的是：FBI显然忽视了这些正确的预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这些该死的笨蛋！”你会想，“他们怎么就没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呢？”但是，就事后聪明看来十分清晰明了的事实而言，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辨。情报机关充斥着大量的“噪音”——点滴有用信息的周围是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分析家们为此不得不就继续调查什么样的问题做出决策。根据资料显示，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机构中有68000件事情毫无头绪。在事后聪明眼中，那些极少的有用信息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

类似地，我们有时也会为自己犯的“愚蠢错误”——没能更好地与人相处，或是没能更好地应对事情——而自责不已。当回头看时，我们明白了与该如何行事。“我早就该想到这时会有多忙，我早就应该做这些事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开始并没有那么明显，因此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过分苛刻。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一句俗语中表现得比较到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如此”真的是能够“早知”的吗？当内科医生得知病人的症状与解剖得出的死因后，有时会颇为疑惑：开始怎么会做出如此不正确的诊断？在真相大白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清晰、简单。为此我们不是羽化成了未卜先知的智者，就是蜕化成了不可救药的笨蛋。

需要科学的理由

那么，我们根据自己的某些经验和社会常识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才是正确的呢？难道有些常识是错误的？在某些时候，确实如此。比如，在过去常识与行医经验让医生们相信，放血对医治伤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纪中叶，有人不怕麻烦做了一个实验——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放血，一组仅仅卧床静养，才证明两者毫无关联。再如，人们一般认为，因某一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可能会憎恨这一行为，比如对某些违法行为量重刑也许会杜绝这些违法现象，但是经过科学实验研究发现结果恰恰相反：受到轻微惩罚的人，才不喜欢那种被禁止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的人却表现出对被禁止行为的喜好有所增加。同样，许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如果我们无意中听到某人背后说我们的好话，我们就会喜欢这个人，在与当面得到夸奖相比，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社会心理学进一步研究证明，如果无意中听到某人对我们的评价不仅是好话，还有对我们缺点的“公平”批评，我们甚至会更喜欢这个人。

    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常识也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正反两面都有道理。除了我们上面曾经列举过的那些“我们早就知道的”看似相反的格言，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结论：幸福是得知真相还是沉迷幻想？与人相处还是离群索居？恐惧比爱强大还是爱比恐惧强大？是“智者造箴言，愚者重复之”还是“愚者造箴言，智者重复之”？观点之多如一海之大，无论我们发现了什么，总有人对此有所预见。在别人得出某些结论时，可能也正是我们已经预见到的。确切点说，常识总是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这样可能出现的误会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和过去知道的，比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和过去已经做的要多。就是俗话说的“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为了避免使我们误入歧途，我们需要科学的理由是：帮助我们区分真实与幻影，区分真正的预测和简单的事后聪明。嗯，鉴于有某些好学而谦虚的人还在为银牌还是铜牌选手对自己的成绩更满意而心存疑惑，我还是把实验研究的结论公布出来吧：如你所知，铜牌获得者是比银牌获得者对自己的成绩更满意的。哦，你说你早已知道结果是这样了，是吗？嘿嘿，我早就知道——你肯定会这样想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