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第二轮的征求意见，于3月28日划上句号。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两会”到媒体，从中央到基层，这是一个被热议却又在教育一线知晓率并不高的话题。对今天的中国教育界来说，《规划纲要》仿佛一针强心剂，引得一些人热切盼望它能为“比中国足球还没有希望的教育”（易中天语）带来生机与活力，轮番召开座谈会、数度征求新意见，可还是出现了熊丙奇先生所说的“两冷两热”现象，其一是教育官员和专家“热”，一线教师和学生“冷”，其二是一流大学一流人才话题“热”，职业教育公民培养“冷”。站在一线普通教师的角度，限于境界甚低和视野狭隘，自然谈不上有能力为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提出怎样的建设性意见，可还是想就此说点自己的肤浅看法。

    曾经，在一次新课程改革的通识培训会上，闻听相当级别的教育主管领导抛出强势言论，“面对新课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意在警告任何人都不得阻挠新课改的推进。姑且不论这样的嚣张言论出自领导之口，其实折射出的是领导素质并不崇高，单就这样言论背后的深刻寓意来说，则强调的是学校和教师对新课改只有接受和执行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权利，此情此景，不免让我担忧新课改的前途和命运。后来的实践证明，脱离一线实际的新课改虽还在继续它沉重的步伐，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了教育的颓势，是大家可以显见的事实。但愿为推进新的一轮教改，不会出现那种脱离实际的狂妄言论，否则，还是有强加民意的嫌疑。

    如今，事关中国教育未来十年发展命运的《规划纲要》，虽然被关心教育的人们寄托了无限的期望，却也出现了与社会和教育实际相脱节的倾向，又一次引发了我的担忧。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偏偏在中国的教育界竟难以得到真正落实，教育官员们总不愿意先总结教育的实际经验与教训，而是喜欢闭门操刀拿出文本，然后极“大度”地一轮又一轮地征求意见，这样做看似既真诚又民主，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在主导新一轮的教改，毕竟再提意见和建议也只能是在既定框架内的雕琢而已，甚至可能只是在言辞上的修饰罢了，于是，教育官员和专家“热”，一线教师和学生“冷”，便是合情合理之现象。

    一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总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已经被善于总结的人们提炼为“钱学森之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迫切需要有诺贝尔奖的国度来说，如何多快好省地打造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确实是极重要的问题，毕竟有时“名片”也是不或缺的。可不得不说的是，幼儿教育小学化、城乡义务教育失衡、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应试教育之祸猛于虎等现实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可素质教育不知被喊了多少年，至今我还记得被学习湖南汨罗素质教育经验的场景，然而时至今日，恕我对职业教育不在行，不敢就此妄加评论，否则会被别笑话外行，仅就自己身在其中的义务教育而言，新课改还在继续，但流行了很多年的“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依然有市场且因此不断地给学生的课业负担层层加码，且不说教师心力交瘁，其实还累煞了孩子也忙坏了家长，难免让他们不经常发牢骚，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重高等教育而轻基础教育，熊丙奇先生所说的“两冷两热”现象自然是在所难免。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极浅显而很深刻的道理，欲成就任何事业莫不都应该如此，对于饱受责难的中国教育来说，则更要遵循这一规律，正视教育现实，特别是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并努力扭转教育的现实尴尬，如把“人性”二字写上我们教育的旗帜、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实现各级各类学校的“去行政化”和努力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等。如果对此置之不理，只一厢情愿地人为“制定”出最完善的《规划纲要》，且疏于配套便于操作的实施细则，以至看上去虽好却难以对教育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进而被束之高阁，那么，只能让人再一次悲哀地承认：继续脱离实际，教改将还是走得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