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的散文虽短，但很实落，内涵极为丰富，常常能读出许多题外的东西。再之，这种散文能启发人的思维，能扩展人的智慧，是一种启迪姓（这“迪”也忘了怎么写，在本子上用拼音拼的）的哲学读物。哲学，说到底一种对人生理解和认识的学问。我以前对人生的理解，都是通过实践去体验去感悟的。理论上对人生的理解，也是从小被灌输的说教式的“左式”教育，比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比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其实，世界上对人生意义的哲学论述，有各种各样的各执己见的立场和论点，比如对如何免除苦难，西方教派和中国的佛教均有不同的观点，但其归宿都是相同的，即让人“进入天国”（基督教）或“遁入空门”（佛教）。所以，周国平说过这样的话：“一切简单而伟大的精神是相通的，在那道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归。说到底，人们只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光源罢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苦难的精神价值》写的是对苦难的哲学思考。维客多·弗兰克（奥地利心理学家）二战时曾被关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对苦难和绝境的思考和理解，是从自身经历的生命意义有感而发的。周国平认为：“对生命意义的寻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而寻求生命意义有三种途径，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二是体验，藉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三是肯定苦难在人生中的意义”。这么说，除了人对事物的创造和体验外，接受苦难体味苦难也可以寻求到生命的意义。

    对于苦难，每个人都经受过，只是经受的程度不同而已。最大的苦难，莫过于生命已到尽头，而且自己已经确知。比如晚期癌症患者，比如矿难事故中被困井下，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弗兰克所经历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俘厄运――他们面临的是煤气室和焚尸炉。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精神都会崩溃，他们一般会“放弃了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实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彻底成为苦难环境的牺牲品。”但也有例外。看《红岩》小说，一直对囚禁在渣滓洞的革命人有特别的敬意，因为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的太自信太勇敢了。02年去重庆，有幸参观了囚禁他们的牢房，感触很深。他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他们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承受苦难”的方式――以尊严的方式承受痛苦。这种尊严比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

    平心而论，我们一生经受的所谓苦难，比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渣滓洞来，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有可能面临的最严重的苦难，就是将来不可预知的突然变故，如天灾、车祸，或是不可逾越的疾病等等。对任何一个人，都应对发生这类变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们盼望一生平安，但苦难和灾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常常的不请自到。承受苦难与享受幸福一样，也是人生的宝贵经历，能面对苦难和灾祸，在心理上战而胜之，则是人生中的一次成功的经历。有了这种经历，以后再大的苦难也能承受了。02年8月，我在长白山亲身经历了一场惊人的车祸，我们的车幸免于难，但却把其它车撞到山底，不少人成了我们的替死鬼。有了这次经历，心中便有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潜意识。到了03年春天非典肆虐时，乘飞机因公出国路经香港，香港机场竟可怜的没有一个人影。我对同行的同事说，非典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已经死过一回了。因此说，苦难的精神价值，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财富，足可以使人应付再一次到来的苦难。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人，对苦难都已经有了基本的承受能力，倒是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应该学习这方面的哲理，有了对苦难和灾祸的正确认识，对他们的一生肯定是有益的。许多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还顽强、乐观地生活着的人，就是表现出人的尊严，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自由。有人说，得癌症的人，有三分之一是吓死的，有三分之一是治死的，有三分之一是病死的。那吓死的三分之一，就是对人生的苦难没有正确的认识，放弃了精神上的自由，成为绝症的俘虏。清楚了苦难的精神价值，就会活的开心，活的自在，活的踏实。即使将来遇到了不幸和苦难，也会自如应对，因为你已经想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