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收入比在机械厂高了些，除了厂里发的工资外，多了补贴一块。供应科其余同事也拿到了补贴，他们既是厂里的采购员，也是联营公司的业务员。

我们上班时间是从早8点到下午5点，遇到生意好时，就不能准时下班，朱经理说做生意是不能关门的。周日也要上班，大家轮流休息。

我家离办公地点不近，雨雪天骑自行车不方便，朱经理同意我买月票，拿票根报销。

1989年月票调价了，原来6元的市内通用票调至10元，原来10元的市郊月票调至18元，且只允许乘一条郊区线路。

去年买的卡带录音机被我听坏了，卡带塞进去，按下播放键，卡带不动，没有声音出来，把机子带到公司，请戴师傅修，戴师傅当天就帮我修好了，下班回家又可以听歌带了。当时随身听流行，别在腰间，戴上耳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我也很想拥有随身边，可价格不便宜，就放弃了。为了省钱，买了空白磁带，向同事、同学借原声磁带，再请有双卡录音机的同事帮我翻录。翻录的歌带音质差一点，但也填充了我的青春岁月。

学摄影的弟弟想买一台海鸥205相机，要600元，说是向我借，我只能拼命存钱。

朱经理从杭州煤气公司搞到20瓶煤气和20套灶具，联营公司与供应科员工都领到这项大福利。

瓶装煤气早就进入百姓家，凭票供应，是紧俏物资。当年，杭州市管道煤气也开始施工了。父亲高高兴兴地来公司领了瓶装煤气和灶具，结束了我家烧煤炉的历史。

之后销售科也成立了联营公司，也在城里租了场地对外办公。

机械厂更名为机械集团公司，厂长成了总经理；车间更名为分厂，车间主任称分厂厂长。生产销售非常好，成型机没有库存，预订的都排到半年之后。还在阿联酋合资办了厂，每两年派20名男职工劳务输出，通过两年海外工作，有2万多收入。若中途回国，机票是要自己买的，出去的都坚持两年不回国。每年都有领导出国慰问，可以帮家属转带物品。男职工都争着出国名额，毕竟当时的年收入不到3000元，包括工资、各种津贴、奖金在内。

厂里分配新房，按工龄评分，优秀员工、双职工有加分。我单身，没有分房资格。朱经理分到了新房，李师傅也分到了，虽然朱经理工作时间比李师傅长，但李师傅是双职工。

我心想：有一天我结婚了，也能分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为了业务发展需要，1990年初联营公司从冶金招待所搬到石灰桥沿街商铺，装修时隔出门面，我们有了柜台，把各种配件摆放在柜台里，公司又从兄弟单位调进一位孙女士，专门负责柜台销售，跟营业员差不多。

公司还设了一间厨房，请了退休厨师，我们吃上了工作午餐。业务单位有人来，也不用去饭店，厨师亲自去农贸市场买菜，保证让客户吃好。客户都夸我们单位食堂的菜比饭店还好吃。

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