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藏文《大藏经》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
性质的藏文古籍，目前仅存两部。近日，记者深入朝阳县胜利乡—

↑村民对余下的106部经书严加保管
→藏有《大藏经》灰烬的白塔在茂密树林中隐现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大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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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大藏经》历来被藏族僧侣、信教群众奉为圣物，因其不仅汇集了众多的佛教典籍，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藏文《大藏经》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古籍，已成为佛学和藏学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清朝康熙年间的北京版《大藏经》仅存两部，一部在北京雍和宫，另一部在朝阳县胜利乡寺院。”近日，“走朝阳”专栏记者闻听这个消息后，驱车前往胜利乡日升寺、经海寺，探访这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大藏经》。
 日升寺：
 原始《大藏经》已化为灰烬
　　日升寺位于胜利乡孙家店村境内一处山林掩映的山坳之中，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具记载，该寺始建于康熙初年。正殿的“日升寺”三个大字是康熙帝御笔亲题，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该寺院大殿后高前低，为我地区不多见的藏式建筑，五棵参天古柏傲然屹立在大殿的两旁，不亚于黄山的“迎客松”。大殿周边分布着天王殿、观音殿、地藏殿、护法殿、土地庙、白塔等建筑。寺内正在进行大规模修缮。据了解这是为了阴历六月十九(8月6日)的庙会做准备工作。
　　大殿内佛像前，两侧分别有一个木制卷柜，里面摆放着一摞摞用黄绫经衣包裹着的“梵夹装”《大藏经》。大殿东西两侧靠墙位置，分别有一个铁制卷柜，里面摆放着近代机制印刷的《大藏经》。据住寺法师洛藏丹增介绍，现在寺内的《大藏经》藏文版、汉文版都有，是他2002年从青海带过来的。该寺版本较早的《大藏经》是该寺第一任姓白的法师，在青海塔尔寺学习3年之后带回来的，已经在文革期间被烧毁了。其灰烬被当时的住寺法师收集起来，存放于寺内白塔第二层。
　　在洛藏丹增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白塔近前。白塔前面，是两根高约5米的石质旗杆，其中西侧旗杆底座刻有藏文经文。旗杆后面是两尊石狮，石狮后面是白塔。白塔的第一层是转经筒，第二层是最初的藏经阁，现今里面存放的是经书的灰烬。白塔后面是一处钟亭，两块刻有藏文《长寿经》的石碑中间，悬挂着一个残缺近半的铁钟，钟上有“康德六年”字样，钟亭右侧是一块同样刻有“长寿经”的石碑。洛藏丹增说，当年白师傅带回《大藏经》等经书后，修建了这座白塔作为藏经阁，如今除经书化为灰烬外，其余设施基本都保持着历史原样。
　　“这座寺院曾救过朝阳县第一任县长呢。”据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冷树彬介绍，抗日战争时期，赵子卿被派到朝阳县当县长，开展地下工作。有一次赵子卿被敌人追至日升寺，躲在藏式建筑大殿的平顶之上。敌人将住寺法师绑在树上拷问，法师坚称赵子卿来寺喝了碗水，便翻过山梁走了。敌人不信在寺内搜索，发现大殿西侧竖着一个上房的梯子，于是要上去查看。法师灵机一动，哈哈大笑说，“如果有人上房躲藏，一定会把梯子拽上房顶藏起来，梯子立在此处，房顶躲藏的人一定是下来逃走了。这都看不明白，你们真是可笑。”敌人恼羞成怒，狠狠地打了法师一顿，悻悻地走了。法师的机智勇敢使赵子卿逃过了一劫。
 经海寺：
 村民昼夜看护《大藏经》
　　日升寺的原始《大藏经》已然不复存在，那么人们传说的康熙年间、已属珍藏版的《大藏经》身在何方呢？据洛藏丹增法师介绍，记者要找的那部《大藏经》应该在胜利乡五家子村前营子组的经海寺。“我们界内认为，那种版本的《大藏经》仅存两部，另一部在北京的雍和宫。”洛藏丹增说。
　　经海寺在五家子村东一座小山上，寺院很小，只有一正一偏两殿和一间耳房。经海寺的镇寺之宝——藏文大藏经就摆放在正殿左右两侧的木制阁架上，黄色的布包，五颜六色的标签，让无言的佛经充满了神秘。
　　据五家子村村主任桑树学介绍，经海寺的这部藏文大藏经据说来自清宫。相传，清康熙年间，宫里一位陈姓御医医术高明，为康熙及后宫治愈过多次疑难杂症，深得康熙器重。后来陈御医与一位宫女有染被发现，康熙念其功德，免其死罪让他告老还乡，并赐《大藏经》一部，让他把那位宫女藏在运送经书的车中一并带走。陈御医走到赤布底营子时候，见这里山清水秀，且只有5户人家，便在此安家落户。为感念皇恩，特筑寺将经卷供奉，始有经海寺。赤布底营子便是现在的五家子村。
　　“这部经书共有108卷，如今被人盗走了两卷，只剩106卷了。”桑树学说，如今村民自发组成了看护小组，每天24小时轮流看护《大藏经》，并为摆放经书的木制阁架加装了铁护栏，在寺院内外安装了监控报警设备。近几年，县档案局每年都派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经海寺，协助寺方对佛经进行投药保护，虫蛀情况已得到了有效控制。
　　记者看到，这部《大藏经》在装帧形式上为散页，经页为长方形，宽约30厘米，长约90厘米。按一定数量叠成一落，上下用护经版夹起，用丝带捆扎后，最后用黄绫经衣包裹。
　　桑树学说，关于这部《大藏经》的传奇故事真伪如今已无从考证，但有关专家学者对经海寺的这部藏文《大藏经》研究考证之后，从经本尺寸、印文颜色、护经版装饰等几个方面推断，认为此部《大藏经》应为北京版，又称嵩祝寺版、康熙版，而且是早期的印本。此版藏文大藏经刊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都颇为精良，且每函护经版上的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多为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同样版本的佛经现在中国只有两套，一套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套就在这里。
　　上下护经版均有手绘的精美的佛教彩画，是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的一大特点，也是其精彩之处。可惜的是，经海寺藏文大藏经的这些护经版，在“文革”中被抽出分配到全村各家做了宣传板。在现存的106卷中，只有1卷因当时放置在别处，才侥幸躲过这一劫。“这两幅佛教彩画虽经300多年，依然色鲜如新，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绘就于昨日。”桑树学说。
　　“历经300多年，这部藏文《大藏经》本身已经成为了历史。”胜利乡党委书记吴国军介绍说，藏文《大藏经》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乃至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财富。经海寺的藏文《大藏经》就其内容而言并无珍罕之处，但因其系皇家刊刻，且护经版彩画为手工描绘，难以大量制作，估计其成书量不会很大。因此，经海寺所藏的《大藏经》应当具有一定的版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