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参观完日昇昌，有颇多感慨，趁着记忆还没消退，赶紧写出来。

日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被称为银行业的“开山鼻祖”。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

日昇昌名气虽大，可这个中国第一的票号，不过是一座很小的院落。

据记载，“日昇昌”票号旧址坐南朝北，南北长为65米，东西宽为20米，总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票号内三进院落，临街面阔五间，中间为通道，两边是铺面，上面建楼存放财物。前院、东西两边各有柜房两间，中院东西各建客房三间。正面，为票号中厅，面阔也是三间，是汇兑业务具体办理的重要场所。中厅上面建有楼房，是存放物品的场所。紧靠中厅南檐平房三间，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在后院南边，有正厅五间，东西两面各有客房三间。

这便是中国第一票号的规模，跟现在金融街上的任何一家银行相比，都显得逊色的多。可是看了这个票号，你不得不惊叹，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院落，竟然开创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据说，鼎盛时期的日昇昌掌控着清政府80%的银两。

日昇昌偏居山西一偶，经济不发达，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做到如此规模的呢？参观日昇昌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问题。听导游介绍，日昇昌的兴起，第一任掌柜雷履泰功不可没。

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由于他后来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所谓宝房就是贝者博房，北方人贝者博流行押宝。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架式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赌徒们在四周围着，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的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这西裕成商号就是日昇昌的前身，是做颜料的。后来，雷履泰就到了西裕成，他的金融天才就此得以施展。东家李氏对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

雷履泰看到当时社会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决定经营汇兑业务。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在雷履泰的建议下，西裕成颜料庄开始“转型”专营汇兑，并改西裕成颜料庄为“日昇昌”。

这个名字是雷履泰起的，仅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雷履泰的超琼才华。日昇昌这三个字作为票号的名字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三个字无论是从正念还是从反念，都是日日升，预示票号生意日日兴隆，天天向上。这个名字起的太经典了，可惜后来很多关于日昇昌的记录都被写成“日升昌”了，自然比日昇昌逊色不少。

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

　在大掌柜的使用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号大掌柜后，对雷十分信任。但是雷氏为人心胸比较狭窄，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不让二掌柜毛鸿（岁羽）插手，甚至在他生病时也不放手。毛氏对雷的这一做法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机会，向财东建议因雷氏病重，可让雷回家休息养病。财东觉得这是对雷氏病情的关怀，便采纳了这一建议。不想雷氏对此做法十分愤恼，暗中通知各地分号结帐，准备向财东交待账目后提出辞职。财东李氏得知雷履泰要辞职，便看了慌，急忙到雷履泰家中问候。原来雷履泰认为毛氏想趁他生病之机夺票号业务大权，而财东又采纳了毛氏让雷回家休息的意见，雷又不得不返家休息，故以辞职要挟财东。李氏考虑雷履泰业务能力强，如果他辞职不干，将给票号带来极大的损失。便婉言请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见财东给了自己面子，这才取消辞职打算。从此，财东李氏独信任雷氏，雷履泰也竭尽全力经营，终于使日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为财东李氏赚了大量的银两。据估算从道光到同治年间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昇昌票号分红达2OO万银两以上。

日昇昌出名了，雷履泰的才华得到展示，财东李氏得到了巨额利润。这一切雷履泰功不可没，可是财东李氏的慧眼独具和充分的信任、授权也同样居功至伟。试想如果李氏没有把雷履泰挖过来，如果挖过来后不充分放权，如果放权后又不充分信任，如果能成就日后的日昇昌？李氏的这一做法实在厉害，那个时候就知道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知道放权。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账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这一职业经理人制比西方的还先进好多年，让现代的“小媳妇”职业经理人羡慕不已。

雷履泰对日昇昌的贡献还远不如此。他还创立了汇兑标准和防伪技术。

日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
　　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

在日昇昌旧址房中挂着一个牌匾，牌匾上一首看似告诫员工的打油诗正是日昇昌妙不可言的密码。内容是这样的：“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勘笑事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前面的“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12个字代表每年的12个月，中间的“勘笑事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每个月的30天，再后几句“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和“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它们是1到10的代号。而”国宝流通“则代表了万、仟、百、拾这四个字。如5月10汇出银两4600两其密码便是“冒平察宝斟流”，加上书写人的字迹各不相同，即使旁人捡到也无法知晓其意，而日昇昌的人则清楚明了。当年的日昇昌在票号麻纸上还印有“水印”，把票号对着阳光能看到“日昇昌记”几个大字。

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日昇昌自建号以后，视信誉为生命，因此深得社会的认可。

有几则小故事，颇能反映出日昇昌的这种经营理念。平遥城内有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人人都知道她家贫如洗。但光绪年间突然有一天，这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来到西大街日昇昌总号，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汇票，让柜上辨识兑换。接待她的伙计不敢怠慢，一看汇票，数额为12000两，开具者是日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同治七年。时隔三十多年，伙计看不出真假，赶紧请示柜头柳芬。柳芬自己也说不清，只能到后厅询问大掌柜张兴帮。两人把老太太请到屋内，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择日出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几十年熬过来，不承想有一天，她拿起丈夫留下的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缝在里面的日昇昌汇票。因为她的丈夫死在路途，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汇票是真是假，即使汇票真实，事隔多年，日昇昌认不认也在两可之中。她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昇昌碰碰运气。这件事之后，日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这样的要求毫不过份，合情合理。包括来取银子的难民也不难说服，他们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荒马乱，甚至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焚毁的情景和火光。但是，日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这种诚信，为日昇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道光二十九年，70岁的雷履泰在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去世。其时，票号业在全国进入鼎盛时期，以日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群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金融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