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全集》读到了二十九卷，本卷有十六篇奏议。第九篇，《论行遣蔡确札子》，这是元祐四年(1089) 四月十一日，五十四岁的苏轼在刚刚被任命为杭州知府，临行之前，写给哲宗皇帝的一篇在京报告。

蔡确是谁？在《宋史》列传的二百三十至二百三十四这四卷中，共记录了两宋十五个奸臣。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赵良嗣；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

看吧！蔡确，位列第一，可称其为奸臣一号。

从苏轼的个人立场看，蔡确不仅是他的政敌，也是当年乌台诗案中，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的一个仇人。

此时的苏轼，已经在神宗皇帝和太后护佑之下，在京师工作四年多了，由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到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事。这是苏轼在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

而此时的蔡确，已经由最高时的当朝宰相而一贬再贬，到元祐元年（1086年），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次年，夺职徙安州。安州，就是今天的安陆，湖北省辖县级市，由孝感市代管。

政治上失落又不甘的蔡确，闲着无事游车盖亭---这现在仍然是安陆市西北15公里涢水西岸的景观（上图），写了十首七绝，发泄自己，结果被知汉阳军的吴处厚指为诽谤宣仁太后上告了。苏轼的札子，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提出的报告。报告中说：

若朝廷薄（bó ，轻微，少：薄礼。薄产。薄命。薄寒。薄酬。菲薄。---新华字典）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毁谤圣母，不加忿疾，其于孝治所害不浅；若深罪之，则议者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谤怨之言，亦于仁政不为无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投监），追确根勘（彻底查究），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吾之不德，常欲闻谤以自儆。今若罪确，何以来天下异同之言。矧（shn，【连】另外,况且,何况。唐·柳宗元《敌戒》：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新华字典）确尝为辅臣，当知臣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榜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

苏轼摆明利害，出了个主意：让有司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皇帝予以从轻处理并公告天下。可以说，这是两全其美的。从《宋史》蔡确传记中也可以看到，皇上没杀他，只是把他又贬谪到英州，即今天的英德市---广东省辖县级市，由清远市代管。没过几年，蔡就死在那了。

苏轼对蔡确是不是恨之入骨，并不见诸文字，他在《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中，对蔡确之流对朝廷的危害是做了深刻论述的。本篇的宗旨，意在维护朝廷特别是二圣形象，他提出的处理方法，虽然看上去近乎戏码，但不能证明他是要报复，以解内心之恨。

就苏轼的这篇报告，三个台湾人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题目是《苏轼的报复美学---以论行遣蔡确札子为例》。摘要中说：

学问作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可怜。“报复美学”，简直就是胡扯，近乎小人之心。

台湾一些大学的课程，我听过几个进入公开课的课程，比如讲庄子的、讲唐宋文学的等等，听课的感觉经常让人产生抵触。一些台湾人习惯以祖师爷的气度和身份来看待古典文化，常常认为自己才是原宗，觉得大陆学者不过是黄口小儿，所以，常常随心所欲，信口雌黄。

其实，解读经典，重在以史为据，实事求是。凡是以教师爷自居的，往往是自取其辱。两岸统一的基础，很重要的是文化认同。如果以这般教师爷心态量度统一，他会有真心诚意吗？小马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元中，一个叫维中，这不也是教师爷心态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