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主要载体，其极端重要性自不言而喻。就中国汉字来说，自史传“仓颉造字”以来，其悠久历史已有数千年。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对它怀着一份特殊的敬意，留下了诸如“敬惜字纸”一类的古训。得益于中华文化罕与匹敌的辉煌成就，以及“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事实，国人对方块汉字保持着高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存废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但l 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况，却显然与此大大不同了。国土沦丧，民族遭受蹂躏，异域文化、异域语言文字却如“八面来风”，冲击着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本土语言文字往昔一统的格局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被打破。既有竞争，必然要分出个高下，汉字与英语等拼音文字孰优孰劣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在近代中国遭受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列强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汉字存废”这原本属于纯粹学术层面的问题，又与“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亡国灭种”等严峻的现实问题挂起钩来，其备受世人瞩目似又成为一种必然。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和“西方文化最优”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国人对固有文化的信心不断下降，而“西化”之风复愈演愈烈，文学西化的极端，就是文学工具——语言文字的西化。

    在近代，最早对汉字提出直接批评的，是外国传教士。19世纪末，少数传教士依据所谓“象形一表意一表音”的文字演化三模式论和“孤立语一粘着语一屈折语"的语言发展三阶段论，指责汉语汉字落后，认为“这种落后的语言至今还没能进化为一套精美的形态学体系”。传教士的这一观点，自然带有欧洲人固有的种族偏见。近代国人中，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废汉字主张的，是激进的维新志士谭嗣同。1 896年，其在名著《仁学》中，他就曾倡言“尽改象形字为谐音字”，此可视为近代“废汉字改拼音文字”主张之先声。但无论是传教士还是谭嗣同，其废汉字主张大多是偶感而发，缺乏系统性。近代“废汉字”思潮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代表者，还要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世纪派。

    1907年6月，几名留学欧洲的中国学者吴稚晖、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联合在巴黎创刊了《新世纪》杂志。该刊在猛烈抨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大力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同时，也提出废弃汉字汉文的激烈主张。1908年春，该刊连续刊出署名为“前行"、“笃信子”、“苏格兰君”等人的多篇文章，主张“直截了当”地废弃中国文字。

    总起来看，新世纪派当时主张废除汉字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汉字野蛮、落后；第二，汉字繁琐复杂，不利于人辨认、学习；第三，世界文明最终要走向大同，各民族文字最后必然趋于统一，因此汉字的变革在所难免。总之，他们认为汉字“直为一制造野蛮之化学药料"，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

    新世纪派的这一主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它也开了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少数人废汉字宣传的先河。新世纪派废弃汉字汉语主张公开发表后，首先遭到了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学者的反对。章太炎当时撰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章，毫不客气地称同属于“反满革命”阵营内的新世纪派一班人，是一批夸夸其谈的“妄庸子”和“西方牛马走"。梁启超与章太炎等革命派政见分歧很大，但在反对新世纪派废弃汉文汉语这一点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当时写了长文《国文语原解》，是当时论争中双方难得一见的高质量的探讨汉字存废问题的文章，为反对论者增色不少。在讨论中，反对论者一致强调，汉文汉语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轻言废弃。章太炎则强调，只要国家不灭，民族界限犹存，民族语言文字址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如果强使一个民族改用另一个毛族的语言文字，必将导致其民族性的丧失。论者!特别提醒国人留意埃及、印度士大夫“不爱本国文字”而最终招致亡国之祸，以及日人在台湾，俄人在东北，分别强制推行日文俄文，企图泯灭中国人之民族意识等诸多残酷现实，强调汉字必须“准酌古今，研究保存”。

    此时，章太炎等论者不仅仅从“爱国存学”的角度，强调汉文汉语的重要性；而且还注意从中西文字的对比中，揭示汉字固有的优长，来批驳新世纪派关于“中国文字已丧失自身生命力”的荒谬观点。章太炎认为，中西文字虽有象形、合音之分别，但二者总体上互有优劣，难分短长。“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南至马来，北至蒙古，其文字也以合音成体，但其文化并不优于中国；即在俄国，识字的人也不会比中国为多。由此可见国民的识字程度与文化发达与否，不在文字的象形合音之分，而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他认为，汉语词汇丰富，壮物细腻，是连西方传教士也承认的中国文字的“独秀”之处。

    需要注意的是，反对论者在肯定汉字优长的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如刘师培就指出，中国文字有五弊：其一，“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也”；其二，“一字数意，而丐词生也”；其三，“假借多，而本意失也”；其四，“由数字一义也”；其五，“由点画之繁也”。他主张从用“俗语”、白话文以及“造新字”等办法人手，改良汉字，逐渐实现文言合一。章太炎也看到了“汉文之深密”的缺点，为使国人“易能易知”，他特意设计了一套以36纽文与22韵文构成的汉语注音方案，为清末切音字和民初注音字母的形成和规范奠定了基础。

    这次“废止汉字”的论争者，主要是同属于当时革命阵营的新世纪派和国粹派。二者“排满共和”之政见虽同，但其文化主张却大相径庭。这次存废汉字论争说到底，还是两派根本相异的中西文化观在语言文字领域的深层反映。概括来看，当时章太炎、田北湖、刘师培等人对汉字的分析与辩护，无疑是极其正确的，而新世纪派则是错误的。新世纪派以西方文字作为参照系，强调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必由之道”，从而认为中国文字“落后"。这多少反映了他们对语言文字发展历史的了解相对过于肤浅。而章太炎等人对汉字优长的揭示，则又表现出其深厚渊博的民族文化根底和坚定炽烈的语言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白优黄劣”之论甚嚣尘上、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不断花样翻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可取之道，它对于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抵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章太炎等人当时所坚持的“汉字优越论”，实际上正是坚持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反压迫、反同化的立场，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反之，新世纪派诸人当时积极向国人推介世界语，其勇气诚然可嘉；但在中华民族失去民族独立、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们提出废止汉字、提倡世界语以求世界大同的主张，则明显超前而不切实际。日本人在台湾强制推行日文日语，俄人在东北强制推行俄文俄语，中国语言文字正在遭到列强的蹂躏和摧残，而新世纪派则奢谈什么废弃汉字行万国新语，其主张显得多么幼稚和不知趣!无怪乎章太炎称其为一批夸夸其谈的“西方牛马走”。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语言文字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一种符号体系，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人类优于和高于其他动物的集中表现。这种符号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基本与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始终。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选择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文字，是由有着相当复杂原因的，而一经选择，它就具有稳定性(当然也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变化)。一般地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符号体系，从本质上看是无所谓优劣高下之分的。以新世纪派为代表的废止汉字论者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不了解这一点。此外，还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等符号体系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是实用不实用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个文化背景、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的问题，这点对具有悠久语言文字传统的国家来说，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诚如有的论者所说，“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于世界，在国际进行各种交往，它的存在符号就是它的语言。语言符号的遗失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至民族地位的遗失，所以语言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由于事关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子孙后代的生存，所以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的变革，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予以研究、讨论和循序推进，而不能像新世纪派那样，简单、粗暴否定了事。   

    不过，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围绕汉字存废的论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启幕。

    以上文字节自杨思信教授《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