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食物农业体系（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AAFNs）或者替代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AFNs）代表着一种对食物生成、流通和消费的空间重构（respatialize）和社会属性重构（resocialize）的努力[1]。其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德国和瑞士，八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目前世界各地涌现出的不同模式一方面丰富了替代食物农业体系的形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替代食物农业体系的发展。替代食物体系一方面在生产方式上有所区别，主要包括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永续农业等，一方面在流通环节有所区别，主要包括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农夫市场（farmers' market）、消费者合作社（Co-ops）、观光农业（Agri-tourism），还有强调从生产到餐桌的整个环节的慢食运动（Slow Food）。

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城市化的反思和乡村重建（rural reconstruction）思潮的兴起等因素成为替代食物农业体系（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AAFNs）形成的背景和发展的外在动因。

Lucy Jarosz（2008）归纳替代食物农业体系（AFNs）主要有四个特征：（1）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空间距离近，可称为在地化（localization）或者短链食品供给(short food supply chains)；（2）生产者规模小，采用各种有机农业耕作体系；（3）通过食物合作社、农夫市场、社区支持农业和本地食物直接进校园（local food-to-school linkages）等途径销售产品；（4）保证在食物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等维度的可持续性，可称为后生产主义转型（post-productivist transition）或者嵌入 (embeddedness)。笔者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还有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可作为第五个特征用于描述替代食物农业体系（AAFNs）。

Watts et al.（2005）分析指出替代食物农业体系（AFNs）的替代有三层含义：一是空间替代，透过农民市场、农场直销、电话、邮购和网购等形式以减少中间环节、缩短产费之间的距离；二是社会替代，空间距离拉近后，产销双方互动次数增加，信息交流更频繁，易于建立人际互动和信任关系。三是经济替代，不同于全球食物供应系统的产品同质性和经济目标单一性，强调食物的在地化，农业的可持续，社区发展等多重目标。

周立（2010）提出现有的食品体系存在两种模式。模式A是食物商品化和食物政治化的亲资本食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食物被作为追逐商业利润的工具和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武器（主要依靠剥夺其食物主权，以产业化生产和自由化贸易降低发展中国家自己供应食物的能力来实施）。在模式A下，食物丧失了其公共品属性，为了利润最大化，食物生产逐渐产业化、规模化和全球化，体现了短期流动性获利的资本逻辑。产业化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农药是必然，消费者也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对食品安全有确切的信任。

模式B是强调生态、可持续和社区发展的亲劳动的食物体系。这一体系中，食物恢复到原来天然品的属性，食用并通过其获得健康是食物生产的主要目标。模式B强调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本地化和社区性，摆脱了逐利的单一目标，转向涵盖保护环境，延续传统农耕文化、生态教育、医疗休闲等多功能的农业。它强调的社区性为消费者建立对生产者的信任提供了条件。

模式B实际上是传统模式，即在绿色革命之前它一直是主流的农业生产模式，但是绿色革命之后，它逐渐沦为配角，被A模式在全球范围替代。随着全球对A模式暴露的问题的认识，B模式作为可持续农业的一种方案引起重视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