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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40年美国危机大循环及其反思

(2010-11-05 21:44:08)
标签:

金融危机

乡村建设

杂谈

分类: 嫣言嫣语

 

1929.10.24股票市场市值缩水90亿,相当于当年生产总值的1/8。之后的3年内,1800亿美元蒸发,1352银行倒闭,26355家公司破产,400万人失业,失业率上升到25%,投资在3年内下降了87%,美国商品出口下降了80%,GDP在3年内下降了1/3,同期欧洲的贸易总额下降了1/3。大萧条开始后,罗斯福政府采取了积极这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和政府购买,上马大量政府工程和非盈利的公司,期间开支了30亿美元用作刺激经济和就业,相当于上届政府一年预算,国债在2年内翻了2翻。罗斯福政府为了维持对经济的刺激,试图增加税收,同时削减公共财政支出。征税会使得公司减员增效,公共支出会减少工人福利,因此此举遭到了公司和选民的反对。到了1935年失业率还是超过17%,罗斯福危机显现。至此,美国经济完成了从需求不足引发生产链条断裂到政府债务再次引发生产链条断裂的危机循环。

幸运的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产品的外部需求空前高涨,这才提升了美国的就业率,是大战而不是新政才终结了10年之久的大萧条。杜鲁门在1945年甚至担心战争的结束会使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萧条。若不是1930年代后期的世界大战,美国可能要走一条漫长的复苏道路,而美国的国际地位正是通过战争而最终奠定。

重新审视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失业人口顶峰时期为400多万人,而当时美国耕地接近30亿亩,6000多万的农业人口,耕地资源条件宽松,试想这400多万失业人口若能够回到农业,发挥生存型小农的生存哲学,则可极大程度减轻城市、工业和政府的压力,政府则可在更长的周期内做出与财力相匹配的调整计划,而不至于短期内竭斯底里、耗尽财力而无周旋的余地。但是,在美国,要想让这400多万人重新回到农业谈何容易?首先,1900年城市化率已达到40%,1930年达到50%,大部分美国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丧失农业生产能力,没有了村社和部落的概念,没有农业文化、农耕历史和制度遗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危机的时候可以回到农业找口饭吃;其次,美国的农地绝大部分为私人占有,私有制成为通过农业吸纳失业人口的制度障碍;最后,美国的政府也不一定有能力动员占全国总人口3%的失业人口。总之,失业人口回到农业的制度成本太大。

在中国,凭借长达数千年的农耕、宗族、村社和文化,可以说400多万失业人口消纳在18亿亩耕地上、融入到2亿户农户、3-4百万个自然村中,平均一个村分到一个失业人员,仅仅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小动作。居住场所是现成的,劳动力是现成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现成的,亲戚、邻居是现成的,做小买卖可以,实在不行借点钱买点种子、化肥,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总之日子凑合能过下去,不至于在城市流浪、挨饿受冻。政府这时候再投点资,金融机构再贷点款,失业人口就能稳定一段时间了。如此看来,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城打工的劳动力能够以较小的成本回到农业和农村就成为中国区别于美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的一大优势了,当然失业人口回到农村和农业的过程也是充满艰辛的,不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能够一笔带过的。

但是,当前的一些做法正在削弱中国这方面的优势,例如农村出来青年一代基本丧失对农业生产的认同,圈地运动打造的失地农民群体,农田生态系统恶化,村社理性退化,这些都增加了农民重新回到农业的成本,进一步则加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剧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当年的美国政府不具备制造通胀,向美国社会转嫁危机的能力,因为货币的发行权力被金融资本家把持,更不可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若不是战争,美国可能将长期陷入经济萧条而难以自拔,如此一来,铰断农民与农村、农业的脐带联系,无异于自掘陷进,丧失自力更生的能力,而更加依赖于险恶的国际和地缘政治。

 

作者:程存旺、石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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