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获奖者宋琳、耿占春、西渡

让东荡子诗歌奖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标高

——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诗人世宾答记者问

1、增城日报：请简要介绍一下东荡子诗歌奖评选过程？

世宾：东荡子无疑是百年新诗写作史中无法忽视的诗人，他的生命境界，他的诗歌技巧，他的精神空间，是最独特和最深远的。在他去世之后，朋友们就想用什么方式来纪念他，推介、推广他的诗歌。在众多朋友的努力下，我们成立了增城市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也相应有了出版、评论、翻译的计划，“东荡子诗歌奖”是一系列计划之一。

设立“东荡子诗歌奖”，目的就是借助这个奖，通过褒奖和宣传，把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评论写作最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标识出来；让理论批评和诗歌写作互相呼应，形成“东荡子诗歌奖”的诗歌高地——标识一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勇气和精神深度的诗歌。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首先选定了评委。这次很荣幸邀请了诗人蓝蓝和评论家张桃洲，与我们促进会的三个人，我和黄礼孩，以及龙扬志博士组成了评委会。通过会员和相关专业人员的推荐，由评委以个人名义提出审议名单，每人提名三个以内。评委对被提名者进行点评，阐述提名理由；通过充分酝酿，再对重点诗人进行表决和投票。在对评论奖进行表决时，评委们出现热烈的争论：西渡已经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评论，特别是前年底出版的《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评委们认为它对当代诗歌的挖掘和发现上有巨大的贡献，应当把今年的评论奖颁发给西渡。但耿占春的诗性的探索和评论诗意的书写，却在评论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如果首届评论奖没有颁发给耿占春，那将是这个奖的遗憾。在难以割舍的情况下，评委们决定评论奖增加一人，平分这个奖。但我觉得这样委屈了评论家们，在和促进会个别理事商讨后，决定追加三万元给评论奖。这是一次破例。

2、增城日报：现在，东荡子诗歌奖各奖项尘埃落定，对于三位获奖者，他们获奖实至名归吗？尤其是诗歌奖得主宋琳，你怎么看？

世宾：作为评委，我们在评价作品和个人时，都坚守着各自的理念。这些评委都有着共同的诗歌趣味和诗歌理想，在细小的分歧上都能互相说服。当大家把获奖者评出来，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对获奖者深深的祝贺。在后现代语境下，无论在诗歌还是在其他艺术领域，都有一种把美学功能的批评转换成文化功能批评或立场批评的潮流，即是说，很多写作仅是满足种类、族群、阶层以及某些趣味倾向的群体的要求，在标新立异的喧哗中各领风骚。但我们梦想的诗歌必须能超越现实的迷障，能超越当下的历史极限，在一个更开阔、更深邃的地方揭示诗性的存在，书写诗意而又不屈不挠的生命。基于我们的立场，这三位获奖者是实至名归的，我们在评选之前、之后、之中，都没有妥协、无奈，我们的举手投足都充满欣喜和安慰。

为何把诗人奖颁发给宋琳，在我们的授奖词中有过表述。我个人是基于他无论是处理现实和历史事件，还是在安排个人生活上，都保持着一个有良知、疼痛和忍耐的人的选择，以及他在诗歌写作上具有超越性——那种在日常的得失哀叹之外努力呈现生命的宽阔、坚毅的努力，他那敏锐的体察和勇敢地守护，使他的诗歌避免了这时代普遍存在的柔软、宵小，他的诗歌所开拓的世界，对建构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具有启示的意义。

3、增城日报：获奖诗人的获奖作品是否与要与东荡子诗歌和其精神一脉相承？东荡子诗歌奖的亮点体现在那里？

世宾：我相信这些获奖诗人、评论家的作品和东荡子诗歌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也希望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在我看来，它们都共同抵制现实——无论是制度的还是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规范，他们不在这些上面纠缠——歌颂、反对，忧伤、哀叹，也不在这里偎依取暖，也不在这里解构或互相恶心，他们至始至终把目光和心灵集中在对人的精神和生命的高贵的建设和守护上，有如曼德拉斯塔姆无论在什么生活环境下的歌唱。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就是：高贵、尊严、深邃、宽阔，他们的写作见证了在我们的时代人可以抵达的深度和广度。

东荡子深刻地感受到日常世界与诗之间的古老敌意，《一片树叶离去》这首诗中，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热爱它，纵使一片树叶的离去，也可以把他带走。他深知这世界、这时代的本质，他理解这时代形形色色的诉求，他从“当下”抽身出来，面对更高的生存，这就使他的诗歌打开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的空间。真正的诗人必须飞翔。多少人不理解他，多少人目睹了他在现实的艰难而质疑他的诗的“有用”。而正是这种“无用”，使他的诗塑造出一个区别于西方现代，也区别于百年新诗所呈现的诗歌形象，我称他为“市井的圣徒”、“东方的觉者”。他的诗印证了人在现代市井间可以诗意存在的可能。

4、增城日报：当下，诗歌已经从纸媒传播蔓延到了网络传播，各种诗歌流派诗歌声音充斥诗坛，虽然参差不齐，但好诗人仍然不乏存在。而在皓月当空的诗坛摘取一颗独特而闪耀的星星，评委须具备那些专业文学素养和操守？

世宾：后现代语境下的“当下”，各种流派、各种立场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夸大都是自热而然的现象，人们也会处于不同目的和不同情绪、喜好肯定某些倾向。但进行严肃的艺术判断，我想起码必须具备人类演变和更迭历史、近现代思想史，以及中西方诗歌史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必须熟悉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诗的写作流变，学会欣赏和批判，深刻理解现代汉诗的产生和变化原因；在此前提下，建立个人的诗歌趣味和批评立场，并以此展开未来诗歌的想象。在“东荡子诗歌奖”启动仪式上的发言中，我曾说过，八0年代中期之后近30年的诗歌写作，可能是必然的、必要的，但不高贵。在这里我所指的是那种个人主义的、解构的、向下的、贱化的写作潮流，他们在对抗庞然大物时也把人矮化、俗化、贱化了。然而，他们曾经被作为反抗的先锋受到膜拜。我想，从众声噪杂中辨析出纯正的声音，评委就必须有挣脱惯性的束缚和喧哗的裹挟的能力和勇气，以深厚的素养和艺术的良知进行判断。

5、增城日报：前不久，诗坛对周啸天的古体诗获中国鲁迅文学奖一片质疑，你认为这是诗人作品本身原因还是评奖制度原因？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国内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举办各类诗歌奖，有些“奖”其实没有含金量。东荡子诗歌奖现在是首届，以后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等等，今后如何保持和推动其品牌的影响力而走得更远？

世宾：鲁迅文学奖近些年一直受到诟病，首先是因为价值多元，并且有了言说的通道，这是好现象，我的意思是过去也有很多文学垃圾，但我们无法判断，也不敢说，无处说。按现在大众的审美水平，由所谓专业人员评审出来的获奖作品依然受到一目了然的质疑，那我想应该是制度的原因。作品水平好坏高低很正常，把坏作品评出来，就是制度的原因，要么是制度把评委们的智力降到傻瓜的水平，要么就是收买和恐惧使他们违心地投下让他们不安的一票。人在制度面前是多么渺小，评委们只是些啄食的小鸟。我们都在追求成功，但，是失败拯救了我们，请在这个时代相信边缘、民间、沉默对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东荡子诗歌奖”致力于推介和褒奖具有诗性和人文理想的写作，我们也将尽力把历届的获奖者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圈。并尽量借用更多的通道和平台，把这种理想精神普及到更广泛的人群。

6、增城日报：你之前说过，东荡子诗歌奖目的是要确立汉语诗歌高标，繁荣汉语诗歌写作，褒奖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领域，写出具有伟大抱负的诗歌和对当下诗歌具有建设性的评论的诗人和评论家。那么，要推动东荡子诗歌奖走向更宽阔的平台，让东荡子诗歌奖在大众心中深入人心，东荡子诗歌奖还要做好那些工作？

世宾：首先必须持之以恒地把奖办下去，不办就什么话也没得说，这需要更广泛的民间力量的支持；第二必须把真正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评出来，这需要评委们的远见卓识；第三，我说朋友们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和对友谊的尊重走到一起，只有促进会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在一起无私的奉献，才能让理想继续前行。“东荡子诗歌奖”只是一个平台、一个项目，我们必须把出版、翻译、创作、评论等工作做好，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可以经受检验的诗歌高地。使我们能这样做的，是视野，是勇气，是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那些深邃的思想和富有良知的心灵。

7、增城日报：今年的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设在东荡子生前工作所在的增城举行，你对增城的人文环境映象怎样？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是否还在增城举行？

世宾：增城在东荡子落户的这近十年里，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它的开放性和对文化的尊重，“十位诗人作家落户增城”、对“东荡子诗歌奖”的支持、“东荡子诗歌公园”的设想都是证明。能够让一个地方的人们活得丰富、高贵，必然是文化的深邃和繁荣。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以文化来确定城市的面目，以文化来定义一个城市的品味。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我们也希望继续留在增城，甚至以后成为增城的保留文化节目。

8、增城日报：最后请你谈谈这次在增城举行东荡子诗歌奖的感受。谢谢！

世宾：感谢增城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也感谢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我们愿意借助增城的开放和热情，在这里多做一点事。“东荡子诗歌奖”的获奖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东荡子诗歌奖”的操办者是一群富有理想和抱负的诗人，他们的合作和出现，必然会推动增城的文化建设。我对增城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