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袒露与启示

林馥娜

如何与自己之外的他人相处？似乎这方面的书籍也不少，但往往我们看到的，只是讲到与同事、上司和朋友等没有家庭关系、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相处，这种关系统称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也应包括亲属关系，如何使家人的关系以平等、温馨及同甘共苦的联合体存在，使人生的旅途虽苦犹甘，也是一门学问。因为人的复杂性、局限性和传统文化的内在影响，人们往往身陷错误而不自知。

《远去的面孔和背影》一书是《花城》杂志集该刊于2010年开设的新栏目——“家族记忆”——的六个单篇文章而成。“既有名家的真实往事，也有普通人家的亲情故事”，以真人真事和老照片的“真面目”如实呈现的非虚构体式，向人们敞开过往的时光与人情世事。当童年记忆与成人后的思想相互碰撞，并通过现有阅历的重新审视，过去的记忆已然成为带着阐释性的新记忆。而这种新记忆也因为有了阅历和时间的介入而拥有了公共性，通过这样的记忆，我们可以捉摸到个体命运与时代脉博息息相关，也从中可以洞见人性的复杂与诸如“读史使人明智”的经验获得。

我们一直沿袭下来的观点是：家人是自己人，家人之间不用客气。所以人们在家中总会流露出最真的一面，不管好坏、无论美丑，全都暴露无遗，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伤害他人的言行来强调自己的重要，使家人生活在其性格阴影中。比如荆歌印象中那个只有见到女学生时才会开怀的父亲，“他是一个那么专制霸道的人，他的内心有太多的烦恼和不快。他喜欢沉默，喜欢皱着眉头过日子，因此他也不准我们开开心心地活。”“这么多年来，他赐予我的，只有打骂，只有冷漠，只有厌恶，只有恨。他带给我惊慌和恐惧，带给我自卑和内疚，带给我不平、愤恨、无边的忧郁，以及难以道尽的精神的压迫和无所适从的感觉。”（荆歌《父亲·母子对话》）

中国的父母绝大多数擅于以管束作为表达爱的方式，而拙于正面表达爱。往往必须到生命的关口和尽头才会冲破“含蓄”而表达出来。像荆父在临终前关心起儿子的婚事，还有北岛与父亲之间——“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因为“严父是中国传统价值所高度肯定的”（荆歌《父亲·母子对话》），所以，“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辩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北岛《父亲》），荆父是唯我独尊式的暴君，所以他的心目中，他的人生顺景是他应得的，逆景则是别人加害于他的。因为心中只有自己，所以心胸随之狭隘，对人强硬挑剔，对己宽松包庇。赵（北岛）父则是控制式的暴君，对于儿女的行为到思想，他希望能尽在掌握中。赵父的这种控制欲虽有传统的影响，但无疑也与文革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关，他认为凭着自己的阅历，他能为家人控制住危险的系数。

而同样处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刁父，似乎有更灵活的生存智慧，他既有与逼仄环境相契又游离的理性，又能使家人享有平等温馨的家庭氛围的温情。“他认为人性的弱点只可抑制无法剔除，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唯有强化人的理性。但在他那里，理性又不是教条不是戒律，只是春雨淅淅沥沥。”（刁斗《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这种春雨般的理性就是情在其中的体现，正如陈希我所说的：“没有情的理，只是空洞”（陈希我《关于母亲，我说不清》）。

此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呈现了真实的过往，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与家人相处的不同样本，使我们在这些体验中领悟到：其实家庭也是需要经营的，我们一贯的家长权威式的家庭模式是需要反思的。其中，赵荔红笔下的乡情野趣；刁斗对父亲那深入根源的理解，和读之令人击节的思想缕析与冷幽默；沙泊与丈夫之间相互信任、互相支撑的情义，这种家人之间互为殿堂，而不是互为地狱的生命共同体，才能使人在历经苦难之后，仍会说出：“感谢生活！哪怕现实是那么长久地与人性相悖，却总令人悟出生命的宽厚与坚韧！”（沙泊《风花雪月“2·30”》）正是由于这些作者真诚、勇敢的袒露与自我剖析，才使人性战胜黑暗、规避弱点成为可能。

2011-11-17．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