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与建构——诗歌精神的价值坐标

　　1月19日，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奖典礼暨新年诗歌朗颂会在中山大学隆重举行。数十名诗人、批评家、文学届人士以及中山大学师生齐聚中文堂，共同沐浴诗歌精神之光。诗人、翻译家张曙光获得了本届诗人奖。

　　典礼后的诗歌朗颂会以诗、曲、歌、舞交叉呈现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身心的愉悦。会后，笔者对《诗歌与人》独立编者、“诗歌与人·诗人奖”唯一评委黄礼孩；获奖诗人张曙光；颁奖嘉宾孙文波做了简短采访。

◆“诗歌与人·诗人奖”评委黄礼孩：个人负责的独立品质

林馥娜：请问本届诗人奖的得主获选的原因是什么？

黄礼孩：张曙光是一位有着凝重的叙事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歌结构精巧、平稳、语言趋于沉重感。他的诗歌是历史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他的诗歌中会找到那个时代的苦难、荒谬和毁灭。他冷静、真实、敏感地避免了抒情的写作，他善于通过细节和戏剧性效果，运用独特的叙事的诗歌技艺，呈现事物的本质。他的诗歌是历史的记忆，他通过真挚、痛切的生命感受和个人命运的展示，传递出一个时代的苦难感、荒谬感和毁灭感，揭示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处境。张曙光是一个沉思冥想式的诗人，他把个人与时代所发生的关系置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这使他既有了日常经验和个体情感的书写，又避免了诗歌的琐碎和情感的平庸。给诗歌增加难度，诗歌与诗人互为表里，这一努力，使他的文本和个人都具有了一种坚硬的不被随意摇摆的气质。

林馥娜：这个奖项的评委只有您一个人，请问您以何规则为依据？

黄礼孩：我作为《诗歌与人》的独立编者，依据自己对世界、对艺术、对审美和生活生命的阅读经验所形成的美学品质，来评判获奖诗人及其诗歌，体现的是个人负责的独立品质的精神。

林馥娜：从首届的得主安德拉德到第二届的获奖者彭燕郊，再到本届的张曙光，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坚持长期的写作。

黄礼孩：是的，寻找、发现和推出那些在漫长岁月中坚持写作，并越写越好，源源不断推出光辉诗篇的诗人是这个奖的评奖标准。我们选择了张曙光作为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颁奖对象，内心是沉实的也是喜悦的，因为张曙光在多年的持续写作中，用他的庄重和坚韧，创造了属于他的，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歌。

◇采访手记：《诗歌与人》由黄礼孩创办于1999年年底的广州，至今已出版18期，先后推出“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诗歌概念。其中“70后诗歌”已被作为概念收入《大学语文》课本。《诗歌与人》以选题上的宏观学术视野，民间位置上的自由精神，做出了系列性的推介，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最为生要的民间诗刊之一。这将近十年的执着，是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执着，诗人黄礼孩正是通过《诗歌与人》履行着诗歌精神守护者的神圣职责。

◆“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奖者、诗人、翻译家张曙光：坚持纯正诗歌

林馥娜：祝贺您获得第三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请问您对这个奖有什么看法。

张曙光：谢谢你的祝贺。《诗歌与人》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民刊，由这份民刊创立的奖项在我看来更为纯粹、严肃，因此也更值得重视，尤其是在我之前获奖的两位诗人都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出于这种原因，我很看重这个奖项，对我来说，获奖未免有些惶惑，当然也会感到荣幸。

林馥娜：“诗歌与人·诗人奖”是一个民间的奖项，而您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关于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您的创作是来自于怎样的背景？请谈谈您对《诗歌与人》这份刊物的印象。

张曙光：我不认为这中间存在着什么矛盾。无论诗人采取怎样的立场，当他写作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写出好的诗歌来。在我看来，好的诗歌首先是心灵的产物，是将我们个体的经验上升到一个普遍的境地。诗歌应该表现我们的生存处境和当下经验，不论这经验是直接还是隐含。因此诗人必须真诚对面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把内心的经验真实地表达出来。我主张诗人应该更加广泛地继承文化遗产，不光是本民族的，也包括世界的，没有必要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和对立。

　　《诗歌与人》一直由黄礼孩苦心经营，他的韧性、魄力，尤其是对诗歌的真诚和热爱是我所看重的。我对朋友说过，中国诗歌更需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认真做些事情的实干家。

　　至于说到创作背景，我长期生活在北方，那里一年中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是处于冰天雪地中，四季分明，景色疏朗，北方特有的地域特点、文化氛围以及风物人情都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在我的诗歌中，不仅表现在内容和题材方面，也同样体现在风格和精神气质中。哈尔滨是这样一个城市，在文化上较为开放和包容，传统文化的积习不重，也有一点欧化。这些可能都多多少少影响到我的写作。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可以有所偏重，这样才能体现出诗歌的多样化，也使诗歌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尊重诗人的不同艺术追求，而不应强求一致，或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但有一点我认为是必须坚持的，就是一种纯正诗歌，正如我在受奖词中所说的，就是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写作，发出心灵深处的真实的声音。这种严肃态度，用叶芝的话说，就是“充分理解生活，具有从梦中醒过来的人的严肃态度”。诗歌可以尝试使用各种方法，但最终与矫饰无缘，与虚假无缘。

林馥娜：您的诗歌把当下场景和往昔经验结合得浑然一体，意象、场景纷至沓来却不显杂乱，这是否得益于您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及翻译方面的锤炼？另外，从您的诗歌中（比如《雪》、《岁月的遗照》）总能读出一种“沧然涕下”的感觉，也就是孙文波先生说到的挽歌式情怀，这是您无意识的思絮还是有意为之？

张曙光：这首先可能与地域和个人气质有关，说到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我做得还很不够。同样我对中国文化也并无偏废。每一种文化中都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需要继承，也要警惕和扬弃。即使在好的东西中，我们一般也只是寻找和吸收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深入读我的诗，就会发现，我骨子里的东西，包括思维方式，完全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

　　《岁月的遗照》中出现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符号，如艾略特和哈姆雷特等等，这些都是写实。我在大学读书时，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正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读了这些东西能够有“沧然涕下”的感觉，正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带有一种普遍性。文波提到了我诗中挽歌式的味道，我以为他说得很准确（当然是不无溢美），是的，这些确实不是有意为之，而正好代表了我的某种心境。除了文波，也有一些朋友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说诗人蓝蓝，在给我的信中也谈到我的一些诗中“总是深藏着说不出的忧伤，甚至绝望。而这绝望又似乎是在等着希望”。尽管得到了朋友们的赞扬和肯定，但我宁愿我的诗中有着更多的欢乐。但既然你坚持写作的真实，坚持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这些对我来说是难以廻避的。我不想用这一点为我的诗歌定位，我也希望我能写出更为乐观的作品来。我只是愿意承认我的诗中有一种沉痛感，一种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们特有的沉痛感。可能这样写是一种痛苦，但必须坚持，因为这也许是一种使命。我在很多场合说过，中国诗人中，我最喜爱陶渊明，他的诗中有苍凉的东西，但也有一种豁达，乐天知命，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愿我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虽然眼前还难以做到。

◇采访手记：在与张先生的谈话中，我明白了“诗歌与人·诗人奖”的第三届得主为什么会是他——对诗歌精神的守护，正是它与他的共同目标和纽带！

◆“诗歌与人·诗人奖”颁奖嘉宾、诗人孙文波：任何写作，如果不能面对人类自身说话，不能解答人对生命的理解，它的价值就不可能生成。

林馥娜：您和张先生都是长期坚持写作的诗人，请问您是怎样让创造力得以一直延伸下来的？对于张先生的作品，您觉得他最独特的特点是什么？

孙文波：你提到了“长期坚持写作”，其实“坚持”二字已经很说明问题，如果没有“坚持”，创造力也就无从落实。因此在我的认识中，关于“创造力得以一直延伸下来”这样的话题，说白了，不过是一个诗人面对诗歌，始终保持着注意力，亦即人们通常说的“要专注”。还有就是要永远以“好奇心”看待生活，因为唯有对生活永远充满“好奇心”地看待，我们才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厌倦，才会有述说它们的愿望。

    对于张曙光的诗歌特点，我想用“诚恳”这样的词来形容应该是不会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诚恳”，使得我感到他的诗歌，无论词语的选择，还是技巧的使用，都有一种坦荡之气，既朴素又庄重，既沉郁又尖锐。

林馥娜：您的诗歌很有节奏感，又像一个人在说话般自然，这让我想到水到渠成，植物拔节的情景。同时，诗中又有一些西式的词汇、典故和中式的语句、意象交叉呈现（这一点张先生也然），比如《遗传学研究》、《序曲》等。能谈谈您的创作规则吗？波德莱尔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框架，围绕着构写一本诗集的，您是否有一个诗歌创作上的指导性前提？

孙文波：你的提问中说到“西式的词汇”，这种说法很有意思。其实中国当代文化的生成，何止是“西式的词汇”进入那么简单的事情。从十九世纪至今，正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以及正是在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不断辩析下，中国文化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而我一直觉得这都是必要的，一切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文化，如果它们能够成为我们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工具，说明什么？说明它是有用的。而“有用”，即是我的一种原则。

    至于说到波德莱尔给自己定了一个框架，其实谁又不是呢？或许，在这方面我比他还要夸张一点呢？很多年以来，我认为自己其实是在写“一首诗”，而所有的那些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作品，不过是这“一首诗”的不同形式罢了。因为我所要写的，不过是想说明自己与世界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

林馥娜：您谈到了诗人的创作是与个人的世界观相联系的。请问诗歌需要确定价值坐标吗？在时代与价值观不断改变中，诗歌能否建立起一些共通的秩序？

孙文波：诗歌当然是需要确定价值坐标的。至于说到“时代与价值观不断改变”这样的话题，我认为只能相对地看，而不能将之绝对化。过去我说过每一代诗人的写作都是在寻找诗歌价值的“变量”，和保持诗歌价值的“常量”中展开的。到了今天我仍然这样看待。而所谓的“变量”和“常量”，即不同的时代会在表面上产生不同的生活，带给人不同的生存处境，使人为之寻找不同的话语应对方式；但人类生命形式的唯一性，它在面对时间、死亡时所得到的必然结局，又使我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所以，有时候我甚至这样认为：所谓“共通的秩序”，并非是由我们“建立的”，它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人类命运的“强制”意味的。也就是说：任何写作，如果不能面对人类自身说话，不能解答人对生命的理解，它的价值就不可能生成。

◇采访手记：孙先生的谈话反映的正是诗歌与人的建设性关系，诗歌必须是面对人类自身，在时代的“变量”中追寻并解答生命存在价值这个“常量”，而这种对生命存在价值的原创性认识，正是诗歌创作的真正价值。

（采访记者：林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