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学讲习所“诗歌高级研修班”暨第三届“诗歌理论研讨会”速记

 

　　广东文学讲习所“诗歌高级研修班”暨广东第三届“诗歌理论研讨会”在2006年10月20至31日举行。研修班于10月21在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举行了开班仪式。作协副主席吕雷出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近年来在诗歌创作方面比较活跃、在全省各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青年诗人会聚一堂。授课领导和专家有：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吴赤锋，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博士周建平，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洪治纲，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少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伍方斐。期间，诗人们从各方面的专家的不同研究专题中吸取知识并当堂做了相应的讨论和在座诗人个体文本的分析。同时在自2004年以来每年一届“诗歌理论研讨会”上就现阶段诗歌事件及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0月30日，《信息时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冯钰整理的与会诗人诗评家发言观点：
　　广东文学讲习所第9期培训班（诗歌创作高级研修班）于2006年10月23日举行了一次关于诗歌现状与问题的研讨会。
　　诗歌淡出大众的视野已经是相当长的事情了，但是在最近，诗坛接连出现几个引起大众关注的问题：让网民们一夜之间“自觉学会写现代诗”的“梨花事件”，韩寒引起诗人们一片骂声的博客文章《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在“废话教主”杨黎为“挺赵”而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裸体表演的诗人苏菲舒，“写诗机”软件的流传……这一切突然而生，让普通而善良的人们迷惑不解——诗歌，究竟怎么了？
　　而这种关注与聚焦，给真正写诗的人带来的则是深刻的悲哀与反思，作为一个诗歌大省的广东，在这种时候更应有所承当，有所思考。《信息时报》参与了这次广东诗人的思想碰撞之会。

 

　　●●诗歌的底线在哪里？●●　——下滑与不断消解的文本现实

 

　　信息时报：在“梨花事件”中，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是，难道分行写的句子就可以叫现代诗吗？诗歌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底线在哪里？如何界定诗与非诗？针对信息时报提出的这个问题，广东诗人们各抒己见。
　　研讨会主持人郭玉山（广东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作品》常务副主编）：赵丽华的诗我看过不少，她以前的作品风格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她的几首试验性质的小诗被拿到网上，遭到大家的谩骂，这确实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其实综观她这几首诗，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刺痛大众神经的地方，既不下半身，也不野兽，本来不应该成为什么热点。诗歌内部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完整性写作”、“第三条道路”在内的各个诗歌流派在网络上引起的争论，传媒都并不很注意，那么为什么就偏偏是这几首梨花诗激起了大众和媒体的注意？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值得我们体味与分析。
　　《信息时报》在这次讨论中使用了“底线”这个词，这让我很悲凉。以前我们提出的是“诗歌的标准”，而新时期以来，诗人们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力图淡化与消解外在对诗歌本体的影响，非神圣化、日常化的写作与越来越随意的表述，结果这种消解现在已经达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诗歌这样一种文体，是不是可以无限地消解？还有没有一定的规范？
　　我们历来强调，意境是诗歌的灵魂，诗是要有意味的。当大众向我们提出诗歌底线的位置问题时，就是意识到诗歌在不断下滑，连应具备的起码因素都没有了，这也就取消了诗。
　　“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庞清明：我以为梨花事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广泛传播与进入公众视野的问题，只有把整个诗坛、诗人妖魔化了的问题。但事件的发生绝非空穴来风，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与深层的根源，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诗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四平八稳、老气横秋、几十年不变的诗歌，无聊吹捧、拔苗助长的评论，对当代诗歌与世界的沟通，对每一种诗歌现象与流派的出现茫然不顾，关键时刻抓不住要害进行有效的探讨与推进，使中国诗歌一次次失去了向上提升、向深开掘的机会。诗歌在这场情绪化表面化的炒作中，给不明就里的大众狠狠地灌了一回迷魂汤。“盘峰论剑”之后，诞生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诗人连续多年的对骂，在民间写作的基础上诞生了所谓“下半身”与“垃圾派”。诗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诗人应该在关键时刻勇敢地承担，无论是道德还是诗意。
　　浪子（诗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诗歌的堕落跟我们时代向下堕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关。网络化使写诗的门槛没有了，人人都能写诗是不真实的现象。文革时全民皆诗人，但那时候的诗歌能有几首是流传下来、有价值的？

 

　　●●大众的冷静表态●●——不需要与大众无关的诗歌

 

　　信息时报：如果说诗歌在拒绝着大众的理解，那么大众是否还需要诗歌呢？或者说，在当下的语境中，大众需要怎样的诗歌？
　　诗歌评论家朱子庆：我个人感觉，大众不一定需要诗歌，需要诗也不一定需要新诗，需要新诗也不一定需要今天的新诗。有天我和朋友去沐足，电视里的娱乐节目出现诗歌朗诵的镜头，大家选择的不是唐诗宋词，就是汪国真、席慕容、余光中。大众不一定永远需要诗歌，而恶搞是永远需要的。在完美的社会体制下，已经没有历史的发展了，人就将重新回到生物的状态；“最后的人”出现了，也就消灭了人。在发达地区，诗人中的某些人已经出现了“最后的人”的状态，于是只有恶搞能继续下去。我们也不是不需要诗，中秋节我收到很多手机短信，这些短信里有些很优美的，流传也很广泛。诗歌在一个发展方向上段子化、民间化了，到人人都能写优美流畅的段子的时候，诗人也就湮没了。于是我们能看见的只剩下恶搞。
　　诗人肖铁：今天的民众确实不需要诗歌。作为一种文体，诗歌的生存范围很小，已经是圈子里面的东西了。特定的历史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现代伪诗，但时间推移，谁会记得它们呢？诗歌没有教化的责任，不能承载外在的东西。诗人世宾：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具体表现在诗歌需求的多元和表现的多元。诗歌不再高高在上，当人们觉得诗歌现实与心目中的诗歌形成的反差太巨大，娱乐心态就此产生了，这样就出现了参与“梨花事件”、“写诗机事件”的大众。但还有另一方面的大众，他们追求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指向有尊严、有存在感的生活。诗歌是一种召唤，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诗歌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朱子庆：这有点盲目乐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就走到你说的阶段了，可并没有出现你所说的诗歌盛世。人们娱乐的方式太多了，为什么一定要写诗呢？
　　世宾：这里说的诗，是广义的诗了，包括诗意的包涵、自由的精神、诗意的弥漫。
　　朱子庆：那么我们可以去读广告、读短信，不需要诗的文体了。
　　诗人彭争武：用诗歌来消遣，效果并不如娱乐明星来的好。我的一个做小生意的朋友到我家中，看到肖铁的民刊里有一首诗《祖国啊，我只是想摆一个小摊》，他被那诗中生存的痛苦打动，读了又读，当时就向我提出想把书借出去复印。大众并不是不需要诗歌，他们只是不需要与他们无关的诗歌。

 

　　 ●●诗人的自省 ●● ——诗人要用文本说话

 

　　信息时报：假如诗歌已经不被大众所需要，那么它是否还被诗人自己需要？诗人，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品格，来面对世界与内心，而不下降到我们提出的“底线”之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院伍芳斐教授：我同意以上所有的观点，也认为，不存在最正确的观点。我觉得，媒体做了它应该做的，诗歌的衰落是必然的，诗是大有可为的。
　　首先，诗歌的发展是媒体造就的。最初的诗歌是口耳相传的劳动号子，传播的需要使人们注意音节的和谐凝练、意象的优美可感。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纸张的发明，书写与流传变得容易。进入19世纪后期，报纸出现，中国文学自文言化时代进入口语时代，古典的诗词自然就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五四新诗运动。到电子媒体诞生后，图像文化、音像文化占了主导地位。文学借助于纸质媒体的时代正在让路给视觉文化的时代。通过媒体传达的诗歌与恶搞事件，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诗歌的衰落，不仅仅是读者流失的问题，首先要从诗人本身找原因。诗人是信息源的起点，诗歌是从诗人的生命体验出发，转化为诗歌文本，才被读者接受的。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受到更多挑战，诗变得比较容易了，但另一个角度来说难度反而更大了，诗歌的品质如何建立起来？这是诗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当今的时代，诗歌面临着很多超越过去高度的机遇：新媒体作用下的机会；过去无法具备的生活体验，怎样面对当代经验、经验如何组织在诗歌里；新诗影响的焦虑也没有旧诗那么大，五四草创新诗至今不过百年，没有旧诗几千年传承的压力，诗歌的形式还在探索中。对当下新诗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对它的肯定也是有道理的，诗人应该用文本来对话，而不是用批评与事件来对话。
　　世宾：各种诗歌流派的并存体现出时代的宽容与可贵。朱子庆：如果说一些恶劣的流派存在也是体现了时代的多元，那岂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果那些不那么优美、不那么道德的诗歌充斥于大众认知，那么大众自然会越来越不信任诗歌，越来越把“诗人”当做嘲笑的对象。
　　伍芳斐：道德不是诗歌的尺度，评判诗歌应该使用诗性的标准。
　　朱子庆：那么诗性的标准是怎样的标准？道德评价至少应该是诗歌评论的一个维度，没有一首好诗会是不道德的！
　　广州市文联谭畅：道德是一个很奇怪的词，它体现的是专制而非民主，试问，谁有权力用道德去评价别人呢？
　　朱子庆：最基本的，就是尊重大家的公共感受。为什么裸体朗诵诗歌的苏菲舒被行政拘留10天？作为诗人，下半身、垃圾运动等等流派为人所不齿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道德的沦丧。
伍芳斐：你这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谈论诗歌，并没有进入诗歌本身。道德审判应该只针对诗歌的题材，也就是我们说的“生活经验”，对于进行艺术化之后的诗歌本身再使用道德评判的标准，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合适的。
　　朱子庆：问题是现在某些诗歌就没有经过艺术化，直接把"生活经验"照搬上来了！比如梨花体，那叫艺术化过的吗？
　　黄礼孩：正因为赵丽华是国家一级诗人，所以大家看到她的某些作品后才会格外地失望。现在诗人的概念与李杜时代可不是一回事了，它不再是一个承载着敬意的称呼。每个人都有创作的自由，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任。
　　丛林：没有丰富的内心表达，是写不出好诗的。“梨花事件”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是因为人们的失望，这说明大众对诗歌的神圣性依然有所要求。对于当下经验中那些扭曲生活的感受，不能采用简单地、自然主义地表达，诗人要忠实于社会真实，对诗歌的真诚与心灵的丰富负有双重责任。
　　世宾：对于当下经验的表达，优秀的诗人应当怀着很大的痛感。如何在当下的情境中写出好的诗歌，其实是对诗人的智力与心灵空间提出的双重挑战。在这挑战前失败的人，比如赵丽华的诗，是失败在智力低下；裸体朗诵事件，是失败在心灵苍白，所以这两者都遭到了恶搞，这不是偶然的。
　　“一刀文学网”负责人，诗人苏一刀：诗不是没有前途了，是30-50年内没有前途。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学课本，30～50年中都没有看到新诗进入教育视野，诗歌教育如此滞后，短期内诗歌大局很难有所突破。另一个因素是权威诗歌刊物的麻木短视、和网络导向的负效应、是非标准的混淆，这些在短期内也无法规范。现在上网很容易，初学写诗的人在权威诗歌刊物上看不到好诗，到网上一看，全是垃圾与口水，很容易也就堕落了。我同意诗人应该以文本讲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自己封的，是经历时光淘洗之后显现出来的。
　　文讲所副所长，广东鲁迅文学奖诗歌部分评委，《人间》杂志社社长何锹：我赞成诗人以文本讲话。诗歌要经过大众的检验。道德是不能无视的，脱光衣服再自由，也请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再脱。

 

　　●●诗歌要不要对大众负责●●——用良知对时代作出回应

 

　　信息时报：诗究竟是自我的，还是公众的？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而绮蘼”？诗歌究竟要不要对大众负责？还是只是小圈子里的独舞？具体地说，诗歌应不应该对民族道德有所匡助？诗歌是否应承担民族未来语言的发展与探索？诗歌是关于精神空间的开拓，还是只负责日常情感、欲望、物质的解说？
　　肖铁：我是中学语文老师，我深刻地体验到，现在的学生从幼儿园到高三几乎是无法接触现代诗。配套读本里有所选录，但是由于考试不考，所以教学大纲是不讲的。媒体传播渠道也很狭窄，诗歌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样如何谈到对大众负责呢？
　　伍芳菲：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社会对诗歌的承认程度吧。高考作文中，唯一不能用的文体就是诗歌体（文体不限，诗歌除外）。高考是高等院校的选拔考试，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古典诗歌才算诗歌，即使承认新诗，也是那些相对简陋的、最弱智的、一目了然的作品。
　　巫国明：梨花事件的出现，我觉得是个别诗人拥有了话语权而忘乎所以。以前诗歌流派互相攻击，老百姓不去参与，是因为看不懂，而赵丽华的诗浅薄、平面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人都明白它的差，也自然人人都要就此发言了。对于诗歌来说，不能因为其存在就判定它是合理的，社会需要更好的、优秀的作品。对于诗人自身，认可了诗歌你就进入它，不需要去思考它的前途。诗是内心的东西。
　　郭玉山：诗歌的标准和底线，现在已经消解到一地鸡毛。然而在大众心目中，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美感和痛感。所以我们创作诗歌的时候应该有一定的标准。诗歌文本是有特定性的，思想可以自由，文本却必须有其规定性。独抒心灵的、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无论什么时候都为人们所需要。这就需要创作的自觉。
　　诗歌还是应该有所关照，对社会的、民众的、生存的问题进行思考，对诗歌的良知进行道德承当，诗人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良知对时代作出回应。

 

　　◆10月26日，第二场研讨会在杨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副主编、文学创作一级、编审）主持下召开，《花城》编辑部主任、副编审朱燕玲、《广州日报》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诗人编辑等就“诗歌现在是什么？是否涉及到存在，是否娱乐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杨克：从写作本质来说就是对存在（生活、生存）的发现、呈现，对生活的发现肯定是一个永远主题。但我们除了生活还有别的，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种美的发现，这种发现不完全是社会生活。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也是对存在的发现，写作肯定也是对虚构（修辞、形式）的发现。
　　诗歌我觉得没有娱乐化，是诗歌与传媒关系的改变，从诗歌文本上来说肯定是比以前好了。这也并不是说现在的人聪明，而是时代的关系。现在是传媒在叙事，从商业的角度来衡量成功，使诗歌好像有比以前更多的困难。
　　诗人过得好不好是从社会职务上的决定，跟写诗没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个是靠写诗生活的。诗歌是产生消费最少的，全世界只有中国的传媒骂诗人，人家尊重诗人，国外都有许多诗歌博物馆。
　　从赵丽华的这几首诗来说，第一，这是非常差的诗，无论你打了个什么旗号，不需要阐释。第二，就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诗人，也可以写些试验性的题材。第三，诗歌写得不好对社会没什么危害，写作只是个人对自己负责。第四，从大众来说，从体制上来说，作协是体制的，但别的就没有体制的吗，只不过是都拿这些来说事罢了。首先它是一种娱乐事件，不是诗歌事件，另外，大众说不好的东西，也并不是就不好。传媒只是吸引眼球，而不是堪查正谬。
　　夏可君：诗歌很难去谈论，这是个贫乏时代，我在外国呆过，我不知用什么跟他们对话，中国本来就缺少理论的力量。西方的诗歌精英化，写的人极少，在中国因为唐诗的流传而走向大众，大家都认为诗歌只要能够写得优秀就可以了。诗歌还是要有一些质地的，之所以发生这样一个现象（“梨花体”事件），是因为现代汉语不成熟，但诗人们很多没有意识到词语的最高要求。
　　我认为要写出好诗，写出重要的诗（有诗歌本身的世界），对诗歌本身有贡献，当前诗歌应该建立一个法则，但诗歌本身又没有法制。写作是一个窄门，要穿过这道窄门就得把自己挤扁。诗歌是缺席的，必须把诗歌找回来，你能把诗歌写到六十岁还能写得好，这就是重要的大诗人的标志。诗歌是对生命的发现，诗歌不是生活，是生命。生命内在气息的表达，内在呼吸节奏的表达。没有多少人能够反映跟过去的关系，跟未来的关系，能够在以后成活吗？
　　世宾：诗歌是在多元化的现场上，诗歌不是什么都可以，但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什么都可以。诗歌是有娱乐化的一面。如果从我国的背景下来说，我们曾经是一个哑默无声的时代，对于现在的众声齐鸣我觉得是可喜可贺的，所以对于娱乐化我是赞成的。
　　李伟新：我觉得诗歌本来就有娱悦的一面，它不是哲学，是有血有肉的，由于赵诗的出现，大众眼界大开。任何艺术都不是某部分人的专利，像象棋可以分很多等级，从最初大家都可玩的爱好级水平到最高级的段数，各有各的玩法，不能说爱好级水平的就不能玩象棋了。
　　肖铁：我觉得诗是不可能娱乐化的，如果随便在网上扯几句蛋就是诗，我觉得赵的诗大部分都很差，真正的诗永远是严肃的对待，它需要一定的规则。
　　黄金明：诗歌不能娱乐化，如果诗歌成了娱乐，那么诗人是不是成了演员呢。娱乐偏离了诗歌的本体。如果说诗歌有功能的话，不会是娱乐，只是媒体以为大众需要这些娱乐。我们知道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大众的认可就是好的，我宁愿有一个真正理解我诗歌的读者，也不需要一千个追捧者。我赞同“写诗是严肃的”，诗肯定是很艰苦的，需要跨越障碍的。如果一个人写诗没有难度，就永远停留在娱乐阶段。
　　杨克：“能不能娱乐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诗人是个独特的群体，是个可以自封的行当，所有人愿意称你为诗人的才是诗人。娱乐化，像唱歌不一定要去什么大场合，卡拉OK也可以。在自然状态下，写作可能是一种文字游戏，酒神精神就是一种游戏。任何一种写作方式都可能产生杰作，没有正确和不正确的道路。写作是一种原则，是原则就可以是各种形式，包括超女，难道她们就比一些专业歌唱家差吗。喜欢徐志摩是喜欢他的灵性，而不是他的浅白。各种各样的美，并不一定非有承担什么才是诗，诗的贵族性是它里面的精神灵魂，诗歌是一种生命力。一个农民跑到大雨里喊几声，也是写诗，他不懂写诗，这样也是一种抒发。许多人认为那些不好的诗是一种耻辱，难道唱卡拉OK是一种耻辱。
　　何树科：任何艺术的形式本身都是有娱乐性的。诗歌也是艺术品，诗首先接近心灵的就是抒情性，思想的就是理性的。
　　谭昶：对于这个全民狂欢的问题，我们是否是无能为力的？关于苏菲舒被拘留的事情，据了解他只是想做一个行为艺术。有些人只是利用这个来提高自己博客的点击率。娱乐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个镜子照出了每个人的内心。难道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吗？其实杨老师编年鉴就是一个沙里淘金的态度。清代的诗歌非常糟，但理论在国际上还是有影响的，现在我们缺少的是理论。诗有独特品质的时候就能触动我们，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就是灵性和生命的，至少语言应该是优雅的，最少能代表汉语的水平。难度应是写的过程还是写出诗歌的高度的难度？
　　汪治华：诗歌是一种心灵的东西，能与大众共鸣结合的话，是一种最好的途径，有的诗写得很难懂，可能是进入了一个境界，我们不能说他不好。诗歌有一种神性的东西，尽管我们不是什么教的教徒，我们不能代表神。
　　夏可君：说到娱乐性，确实有两方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代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有时有另一面——颠覆一个时代。现在是没有真正好的诗歌事件来展现，只能以诗歌与社会的形式来启蒙。应是把诗歌放在它本身中来转变，诗人与诗人之间内在对话，从艺术角度，与音乐、绘画，而不是与媒体产生对话。这十年来没有诗歌本身的事件，如果诗人之间有内在的较量、与艺术本身的对话，就不会被媒体所娱乐了。
　　庞清明：现在不仅存在诗歌被娱乐的事情，也存在诗人被嘲笑的事情。出现赵、老巢事件，诗人应通过严肃的写作来反思，应有所承担。我认为诗歌的发展我们应该保持乐观的、严肃的态度。
　　朱燕玲：关于娱乐化的问题，我只站在一个个人喜好和编辑的角度来讲，娱乐化也无可厚非，网络上都有各种流派在争论，吵闹，我想这是一个好事，至于你自己个人是怎么写的，就是你自己的立场。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讲，若干年后也只是一个花絮而已，我觉得纸媒体应表现出他的端庄。
　　广东的报刊发展比较发达，新闻方面是比较开放，为了报纸的发行量得有他操作的必要性，文学杂志受到管束则非常多。坦率讲，我对争论和流派不是很感兴趣，但这些表演性也无可厚非，作为我关注的还是诗的本体，我赞成夏可君所说的诗歌应该有高贵的气质。写诗我觉得是需要天才的，但娱乐也可以，努力之下也可以写出好文本。对娱乐不必过于较真，要在哲学上、形式上的发现或让人有所感动，我想这是个最低的，也是一个最高的要求。

 

　　研讨会的热烈气氛延伸到会后、课后，诗人们分头在住处继续就议题及各自的文本做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通过思想的碰撞及诗艺的相互借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认识。培训期间，省作协党组书记吴赤锋，副秘书长温远辉，《作品》杂志常务副主编郭玉山，编辑欧阳露、世宾带领诗人到清远采风并举行了“广东诗人清远笔会” “诗歌朗诵会”“文本分析研讨”等活动。11月1日，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讲习所（总第九期）“诗歌创作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

 

（林馥娜　整理）

 

楚原摄于2006/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