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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的乡土（3）
(2006-03-14 10:43:11)| 分类： 散文随笔 |
三、毓培别墅与开平的女人们
立园，被称为华侨的大观园。水榭亭阁、琉璃彩穹、奢华的西方用具，从西式浴缸、银铜西洋餐具、几何图形水磨地板、浮雕天花，点煤油的西式宫灯，无不显示着它的富丽堂皇和主人的雄厚经济实力。
归侨之一的谢维立回乡建楼，亲自制作了一张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字序来划分华侨们建楼地基的“规划图”。为了建筑这个前后耗时十年的园林，他专门开挖了一条通向潭江的运河，河宽十米，深三米，全长一公里，用于运载建筑物资。立园的建筑集园林的通透、江南水乡的隽秀、西洋的华丽之风于一体，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女人来看，那么概括它的形容词就是“风情万种”。
未进入立园之前，看到的是被修整一新的外墙，耀眼的明黄色和新建在庭前空地的喷水池，还有行道边卖工艺品的小店，这些和别的模式化风景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很多地方的古迹进行的都是破坏性的修整，按道理在现代的高科技环境下，应该能找到既保存原貌又达到加固目的的方法，比如色彩的复原，可以配搭出贴近旧色调的彩料，进行复原式的描固，而不是简单地用全新的涂料重刷一遍。这种拙劣的修建还不如让它保持着原来的破旧，心里不禁为这些“古屋新颜”而沮丧起来，直到看了毓培别墅，我的感觉才慢慢地切入了进来。
毓培别墅依运河而建，那一直延伸到水底的石阶和浸没了一半的水泥横栏吸引了我，心想，这样一直走下去，是不是可以走到龙宫里去呢。这种感觉很微妙，像被湿湿的水汽氤氲着包围着。别墅楼高四层，小巧玲珑，是谢维立为其早逝的爱妾谭玉英建造的。传说谢维立闲来无事在运河中游弋时，有一条大鲤鱼跳上船仓，谢维立将其放生，当晚便梦见鲤鱼变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后来娶回的二夫人谭玉英，居然酷似梦中之人，谢维立对她极为宠爱，可惜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古谚，谭玉英嫁来后第二年便因病辞世。是抑郁成疾还是沉疴早积，已无从得知，也许从“晚亭夜寂自有琴棋助雅兴，幽室秋深还待书画伴遐思。”这对挂联中，可以想像出这个女人内心的寂寞。寂寞不等于孤独，寂寞是内心的荒凉，不知这位女人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番世界，没人能走得进，只有在“夜寂”和“秋深”处，籍由琴、棋、书、画而漫延开来。楼中摆满谭玉英生前用过的物品和一大一小两幅酷似旧上海月历女郎的画像，墙上挂着月琴，床边还有几件残破却色彩依然艳丽的旗袍，令人有香魂已逝，旧物空余的感慨。
据说，谢维立后来常与朋友在这小楼栾棋打牌，这多少让人有点心里不好受，当心目中一个纪念的圣地变成娱乐之所，那种情怀已是失之千里了。忽然觉得这别墅就是一块高耸的墓碑，而楼内所有的物品，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陈列。
出了小楼，沿途向牌坊、鸟巢、花藤亭趟徉，花藤亭也叫花笼，是谢维立专门为谭玉英而建的，顶部是一个西式皇冠，原意是让谭玉英端坐亭中如英女王般雍容华贵，没想这却成了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冠”，无皇之冠，无花之笼，又引起了多少的唏嘘嗟叹。“皇冠”之下正对的是一个椭圆形的水泥槽，我站在那想像着当时花藤缠绕，茂密婆娑的情形，一边和同游的姐妹猜测着这个槽是养金鱼的呢，还是别有用途。这时好像有一种恍惚的回响萦绕，以为自己前晚没睡好头晕之故，也没在意。站在对面的江门诗人胡迪安却惊异地问我是否有感觉到这个地方会回音，几个人轮番试过后，确定是真有其事，而且只在我们无意中所站的位置——椭圆的两侧中点才有。无从解释为何有这个现象，因为这里既不是洞穴，也没有什么看来能够构成回音的可能性物件，四面都是漏空的水泥花架结构，就像潮绣中的那些抽纱通花格，也许，这是一个寂寞香魂对我们的一种应和吧，这么一想，这空空的亭子便也有了让人牵挂的理由。
从村民口中，我们了解到开平华侨大部分有纳妾，有的甚至是一夫五妻的家庭结构，而且夫人们之间不但相安无事，甚至有大婆和小妾亲如母女，同床而眠的情况。这不单是有中国传统社会所延伸下来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设想到这是华侨与侨眷的一种补偿心理吧。侨工用生命的磨蚀和前期的孤苦无依换来了今天的富足，于是寻求加倍的家庭温暖，而侨眷怜惜亲人备受摧残的身心，也默许了这样的一种补偿缺失的方式，也许她们认为那些日常的烦恼相比于亲人在外所受的苦难是多么的渺小。况且，男主人往返于两地之间，本来就聚少离多的日子，只能以和为贵，大局为重了。
赤坎镇的五堡乡新安村的村民谭积兴与其夫人余怀春的悲剧则是另一种典型的华侨家庭例子。1904年，谭积兴婚后不久随同乡赴加拿大谋生，离乡时妻子刚怀孕，余怀春在次年产下一女名琴秀，后因两地分居，未能再度生产，便在外乡买一男孩为子，抗战时期一家人经常挨饿。谭积兴自离家后一直未能存足归国的盘缠，直到1959年才抽空到香港见了妻子一面，这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两年后余怀春就病逝了。这对苦命夫妻从结婚到死亡，一生只见了两次面，作为父新的谭积兴则终生未见过在家乡的一对儿女，只是每月寄回他微薄的薪水，最后客死异域，只有那魂魄悠悠随着家乡人的“招魂”仪式返回故土。他们的女儿琴秀长大后也同样嫁给了华侨，好不容易盼到战后侨汇畅通，她用外汇换回了大米，正高兴终于能饱饱地吃一顿了，结果却因为进食太多而导致肠破裂而身亡。
另外，在匪患造成的惊惶与孤独的双重压力下，楼房里的女人们也需要彼此之间的互相取暖与支撑。有人戏称这里二奶文化昌盛，可谁又能说得清这些“做小”的女人们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贫穷所迫；慕富而为；还是倾心相许都无从得知。这也许可以归结为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就如“千碉之国”——古代东女国，在母系为尊的当时，也有“一女数夫，生子皆从母姓，男子不得有侍女”的别样现象。
那么，那些身在“豪门”的女人是否就一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锦衣玉食，奢华挥霍？从“林庐”的女主人的故事里，也许能找到答案，这个女人虽住在豪屋里，却节衣缩食，俭朴至极，去世时村民为其清理房产，却发现她家门口的草垛下藏有大量“双毫”（银元），家里还堆放着不少谷物。试想，除了国人提倡的勤俭美德使然，更重要的是，那一个个的银币都缀满亲人的血泪，她又怎么忍心用来挥霍呢。
不可忽略的是，开平不但有“小”女人，还有载入史册的“大”女人，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三位女强人之一就有开平的陈诚意（我在参观时特意向关氏图书馆的解说员打听，可惜没有关于陈的资料，无法了解其生平）。还有擅长画孙中山像的著名画家关曼青，关曼青原名关瑞兰，出生于开平百合乡虾边村，在有“小王冕”之称的父亲关以文的影响下，自幼酷爱画画，随父母辗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创建了“曼青女子画室”“现代美术馆”等，后返回大陆，积极参加美术界的各项活动，如救灾义卖，购买公债等，编绘了近百种科技普及宣传挂图、连环图册；计划生育图册等，销行全国，数量庞大，影响深广，对城乡普及科技知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曼青的画，既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又运用西洋画的素描光暗方法来表现人和物的质感，探索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条新路。
戏剧艺术家红线女，也是出生于开平，原名邝健廉，从舅母何芙莲习粤剧。早年艺名小燕红，后来名伶马师曾发掘她到马氏的胜利剧团始采用红线女之名。组织成立“真善美剧团”。1955年自香港至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她在艺朮上勇于革新，在继承粤剧唱腔的基础上，又吸收京剧、昆曲、歌剧和西洋歌唱技巧，形成独树一帜的“女腔”。她的“红腔”清脆悦耳，富于变化。现红线女已七十高龄，仍关心粤剧事业，广州成立的“红线女艺朮中心”就是为了表彰她的精湛艺朮和为粤剧做出的卓越贡献。
每一座碉楼、每一幢侨房，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在它静默的外表下，隐藏的是怎样的一种沉重，只有它们的主人知道，而这一切，有的随着主人的离开而烟消云散，有的则口碑相传，延续无期。无论是人的容颜还是物的原貌，都不可避免地在时间的刻划中记载着一路走来的履痕：
旧出火候的原貌
屹立在太阳生根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就像一羽鸿毛，栖息
在静静的水面
夕阳从身上走过，就像碉楼里
家俱的颜色。由漆红变成古铜
归侨之一的谢维立回乡建楼，亲自制作了一张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字序来划分华侨们建楼地基的“规划图”。为了建筑这个前后耗时十年的园林，他专门开挖了一条通向潭江的运河，河宽十米，深三米，全长一公里，用于运载建筑物资。立园的建筑集园林的通透、江南水乡的隽秀、西洋的华丽之风于一体，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女人来看，那么概括它的形容词就是“风情万种”。
未进入立园之前，看到的是被修整一新的外墙，耀眼的明黄色和新建在庭前空地的喷水池，还有行道边卖工艺品的小店，这些和别的模式化风景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很多地方的古迹进行的都是破坏性的修整，按道理在现代的高科技环境下，应该能找到既保存原貌又达到加固目的的方法，比如色彩的复原，可以配搭出贴近旧色调的彩料，进行复原式的描固，而不是简单地用全新的涂料重刷一遍。这种拙劣的修建还不如让它保持着原来的破旧，心里不禁为这些“古屋新颜”而沮丧起来，直到看了毓培别墅，我的感觉才慢慢地切入了进来。
毓培别墅依运河而建，那一直延伸到水底的石阶和浸没了一半的水泥横栏吸引了我，心想，这样一直走下去，是不是可以走到龙宫里去呢。这种感觉很微妙，像被湿湿的水汽氤氲着包围着。别墅楼高四层，小巧玲珑，是谢维立为其早逝的爱妾谭玉英建造的。传说谢维立闲来无事在运河中游弋时，有一条大鲤鱼跳上船仓，谢维立将其放生，当晚便梦见鲤鱼变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后来娶回的二夫人谭玉英，居然酷似梦中之人，谢维立对她极为宠爱，可惜应了那句“红颜薄命”的古谚，谭玉英嫁来后第二年便因病辞世。是抑郁成疾还是沉疴早积，已无从得知，也许从“晚亭夜寂自有琴棋助雅兴，幽室秋深还待书画伴遐思。”这对挂联中，可以想像出这个女人内心的寂寞。寂寞不等于孤独，寂寞是内心的荒凉，不知这位女人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番世界，没人能走得进，只有在“夜寂”和“秋深”处，籍由琴、棋、书、画而漫延开来。楼中摆满谭玉英生前用过的物品和一大一小两幅酷似旧上海月历女郎的画像，墙上挂着月琴，床边还有几件残破却色彩依然艳丽的旗袍，令人有香魂已逝，旧物空余的感慨。
据说，谢维立后来常与朋友在这小楼栾棋打牌，这多少让人有点心里不好受，当心目中一个纪念的圣地变成娱乐之所，那种情怀已是失之千里了。忽然觉得这别墅就是一块高耸的墓碑，而楼内所有的物品，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陈列。
出了小楼，沿途向牌坊、鸟巢、花藤亭趟徉，花藤亭也叫花笼，是谢维立专门为谭玉英而建的，顶部是一个西式皇冠，原意是让谭玉英端坐亭中如英女王般雍容华贵，没想这却成了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冠”，无皇之冠，无花之笼，又引起了多少的唏嘘嗟叹。“皇冠”之下正对的是一个椭圆形的水泥槽，我站在那想像着当时花藤缠绕，茂密婆娑的情形，一边和同游的姐妹猜测着这个槽是养金鱼的呢，还是别有用途。这时好像有一种恍惚的回响萦绕，以为自己前晚没睡好头晕之故，也没在意。站在对面的江门诗人胡迪安却惊异地问我是否有感觉到这个地方会回音，几个人轮番试过后，确定是真有其事，而且只在我们无意中所站的位置——椭圆的两侧中点才有。无从解释为何有这个现象，因为这里既不是洞穴，也没有什么看来能够构成回音的可能性物件，四面都是漏空的水泥花架结构，就像潮绣中的那些抽纱通花格，也许，这是一个寂寞香魂对我们的一种应和吧，这么一想，这空空的亭子便也有了让人牵挂的理由。
从村民口中，我们了解到开平华侨大部分有纳妾，有的甚至是一夫五妻的家庭结构，而且夫人们之间不但相安无事，甚至有大婆和小妾亲如母女，同床而眠的情况。这不单是有中国传统社会所延伸下来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设想到这是华侨与侨眷的一种补偿心理吧。侨工用生命的磨蚀和前期的孤苦无依换来了今天的富足，于是寻求加倍的家庭温暖，而侨眷怜惜亲人备受摧残的身心，也默许了这样的一种补偿缺失的方式，也许她们认为那些日常的烦恼相比于亲人在外所受的苦难是多么的渺小。况且，男主人往返于两地之间，本来就聚少离多的日子，只能以和为贵，大局为重了。
赤坎镇的五堡乡新安村的村民谭积兴与其夫人余怀春的悲剧则是另一种典型的华侨家庭例子。1904年，谭积兴婚后不久随同乡赴加拿大谋生，离乡时妻子刚怀孕，余怀春在次年产下一女名琴秀，后因两地分居，未能再度生产，便在外乡买一男孩为子，抗战时期一家人经常挨饿。谭积兴自离家后一直未能存足归国的盘缠，直到1959年才抽空到香港见了妻子一面，这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两年后余怀春就病逝了。这对苦命夫妻从结婚到死亡，一生只见了两次面，作为父新的谭积兴则终生未见过在家乡的一对儿女，只是每月寄回他微薄的薪水，最后客死异域，只有那魂魄悠悠随着家乡人的“招魂”仪式返回故土。他们的女儿琴秀长大后也同样嫁给了华侨，好不容易盼到战后侨汇畅通，她用外汇换回了大米，正高兴终于能饱饱地吃一顿了，结果却因为进食太多而导致肠破裂而身亡。
另外，在匪患造成的惊惶与孤独的双重压力下，楼房里的女人们也需要彼此之间的互相取暖与支撑。有人戏称这里二奶文化昌盛，可谁又能说得清这些“做小”的女人们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贫穷所迫；慕富而为；还是倾心相许都无从得知。这也许可以归结为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就如“千碉之国”——古代东女国，在母系为尊的当时，也有“一女数夫，生子皆从母姓，男子不得有侍女”的别样现象。
那么，那些身在“豪门”的女人是否就一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锦衣玉食，奢华挥霍？从“林庐”的女主人的故事里，也许能找到答案，这个女人虽住在豪屋里，却节衣缩食，俭朴至极，去世时村民为其清理房产，却发现她家门口的草垛下藏有大量“双毫”（银元），家里还堆放着不少谷物。试想，除了国人提倡的勤俭美德使然，更重要的是，那一个个的银币都缀满亲人的血泪，她又怎么忍心用来挥霍呢。
不可忽略的是，开平不但有“小”女人，还有载入史册的“大”女人，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三位女强人之一就有开平的陈诚意（我在参观时特意向关氏图书馆的解说员打听，可惜没有关于陈的资料，无法了解其生平）。还有擅长画孙中山像的著名画家关曼青，关曼青原名关瑞兰，出生于开平百合乡虾边村，在有“小王冕”之称的父亲关以文的影响下，自幼酷爱画画，随父母辗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创建了“曼青女子画室”“现代美术馆”等，后返回大陆，积极参加美术界的各项活动，如救灾义卖，购买公债等，编绘了近百种科技普及宣传挂图、连环图册；计划生育图册等，销行全国，数量庞大，影响深广，对城乡普及科技知识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曼青的画，既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又运用西洋画的素描光暗方法来表现人和物的质感，探索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条新路。
戏剧艺术家红线女，也是出生于开平，原名邝健廉，从舅母何芙莲习粤剧。早年艺名小燕红，后来名伶马师曾发掘她到马氏的胜利剧团始采用红线女之名。组织成立“真善美剧团”。1955年自香港至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她在艺朮上勇于革新，在继承粤剧唱腔的基础上，又吸收京剧、昆曲、歌剧和西洋歌唱技巧，形成独树一帜的“女腔”。她的“红腔”清脆悦耳，富于变化。现红线女已七十高龄，仍关心粤剧事业，广州成立的“红线女艺朮中心”就是为了表彰她的精湛艺朮和为粤剧做出的卓越贡献。
每一座碉楼、每一幢侨房，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在它静默的外表下，隐藏的是怎样的一种沉重，只有它们的主人知道，而这一切，有的随着主人的离开而烟消云散，有的则口碑相传，延续无期。无论是人的容颜还是物的原貌，都不可避免地在时间的刻划中记载着一路走来的履痕：
旧出火候的原貌
屹立在太阳生根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就像一羽鸿毛，栖息
在静静的水面
夕阳从身上走过，就像碉楼里
家俱的颜色。由漆红变成古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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