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诗的最高境界是禅。禅在我看来，无有形色，无有始终。说山不是山，说水不是水；说山还是山，说水还是水。正是这种无话言说的禅，给予诗者无限的自由和想象，可以让思想任意驰骋，不受拘束。譬如寒山诗云：“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我不居众人的住所，而居在重重叠叠的岩壁之上。通往岩壁的鸟肠小道，不见有人的踪迹。试问居住之处有些什么呢？唯有那白云抱着幽石，美不胜收。——禅馈赠给我们的境象，是无穷无尽的。

李诚兄曾皈依少林素喜大师门下，多年身在佛门，相由心生，颇有几分弥勒之像。李诚兄对佛学研究也是颇深，对各门佛经了如指掌，解说起来如数家珍，时有偈语，令人顿开茅塞。我曾在东莞樟木头观音山上听李诚兄现身说法，大讲佛学禅理。我对佛学是一无所知的，但听他讲佛法，却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他讲得鞭辟入里，剖析入微，而又深入浅出，搏得信众认可和掌声，也是在那一天，我领略了李诚兄的口才，确有毛遂之能，敢辩、巧辩、善辩，深通佛家的辩经之法。我曾在《柴桑笔记·忘年之好》记载：“少林德源居士，与余会于广州，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言行之间，常以兄弟谓之。时人问曰：‘大师年逾古稀，小子不过而立之年，何称之为兄弟？大师岂不为世人笑也。’德源答曰：‘圣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其谓兄弟一也；佛门广大，周子礼心向佛，与我皆为佛门弟子，其谓兄弟二也；以诗会友，不拘年岁，忘年之好，此谓兄弟三也。吾与周子相交，以心相换，以诚相待，何患世人笑哉！’” 德源乃李诚兄法号，李诚兄的“三兄之说”，足见其的善辩之才。

李诚兄身在佛门，习诗自然免除不了佛性，字有珠玑，禅意立显。李诚兄的禅诗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禅理诗，犹如佛教禅宗特有的示法诗、开悟诗等等。禅理诗是非常富于哲理和智慧，具有深刻的辨证思维。譬如《步印松法师〈山缘〉韵》：“采药攀绝峰，吟诗有回声。百草除痼疾，银针疗顽症。窗下修竹翠，门前牡丹红。弘法临墨池，怡情绘丹青。德高身自安，无我道乃荣。” 采药需要攀越绝顶，吟诗总有回声飘荡。道德高深的人心中自静，只有达到无我的境界才是彰显佛法，使之繁荣。字里行间，都蕴藏着禅理。细细琢磨，启人智慧。另一类是反映僧人和诗人修行悟道生活的诗，诸如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等等，表现的是一种空澄、静寂、圣洁的禅境和心境。这些诗多写佛寺山居，多描写幽深峭曲、洁净无尘、超凡脱俗的山林风光胜景，多表现僧人或诗人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譬如《秋瞻达摩洞》：“萧萧寒意峭，绵绵细雨烟。幽幽古洞静，渺渺法音传。殷殷面壁情，朗朗石影现。浓浓西来意，凄凄只履还。”在萧瑟的深秋，细雨绵绵，透着料峭的寒意。而在幽静的古洞深处，无边的佛法却在这里传承。殷切地望着达摩祖师面壁留下的石影，我似乎体会了佛法的真意。全诗情随意走，一气呵成。尤其是对联绵词的运用，增强全诗的艺术特色。

有一点我是必须要说明的，李诚兄的禅诗是不讲平仄的。我知道寒山拾得的诗也不讲平仄，平仄对于我来说，也不在拘束之内。如果有人要说诗要注重平仄，我也不会反对，但若一味地强调，甚至凌驾诗之本身，则有些矫枉过正。《诗经》讲平仄吗？不讲！我们能否定《诗经》吗？不能！陶渊明讲平仄吗？陶渊明甚至连平仄是何物都不知晓，我们也不能否定他。国学大师文怀沙曾说中国有三个半诗人，一个是屈原、一个是陶渊明、一个司马迁，另半个诗人才是李白。足见陶渊明的地位。为什么说司马迁也算是一个诗人呢？鲁迅曾对其《史记》有过高度之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能不算一个诗人吗？说到韵，我又要必须强调。韵是诗词的根本，决不可动摇。韵不可乱押，最好是遵循韵书。李诚兄的诗，韵目是乱的，平韵仄韵一通押上，有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味道。这一点，希望李诚兄在以后的诗词创作中需要注意和改进。

我对于朋友一向如此，并以“诤友”谓之。一个朋友如不能够担当“诤直”二字，见面打一“哈哈”，就不可谓之朋友。我曾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待我出诗集需要召开诗评会的时候，我便取名叫“批评会”，让朋友给我的诗词指出缺点和错误，我相信我将进步的更快。

是为序。

                     二○一四年五月六日于衡阳柴桑斋

           （作者系世界汉诗协会执行会长、世界汉诗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