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文学艺术有深刻精妙的见解，但一直没有系统的整理成文艺理论，这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损失。他的一些评论大都散见于他的书信，例如他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中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又例如《书黄子思诗集后》对历代诗人的评论，其中说到李白、杜甫，“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后人将他的一些涉及到文艺理论的书信整理为《东坡谭艺录》。《与谢民师推官书》这封书信比较集中的谈到了古代几位作家和作品。这里有必要将谢民师这个作一个介绍，谢民师是苏轼的粉丝，当时除了“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与苏轼有深交以外，文友谢民师与苏轼的交往并不为外人所知。谢民师，原名谢举廉，江西新干县溧江凰山村人，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宋元丰八年（1085年），谢民师和叔父谢懋、谢岐、弟谢世克同时进京参加乙丑会试，四人同中进士，轰动朝野，史称宋代“文林四谢”。“四谢”之首谢民师，性情温良，崇尚才学。谢民师仰慕苏轼的人品和才华，他熟诵精研苏轼的诗文，苦于没有机会结识。有一种说法是，他发现苏轼的《前赤壁赋》受“乌台诗案”的影响，有些句子反映出他的情绪颓废，于是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改动两个字，变为“来年好景君须记，还是橙黄桔绿时。”改完后寄给苏轼。苏轼向来待人宽厚，以文交友，谈吐大方，不拘小节。但见了谢民师的书信，心中甚感纳闷：“老夫诗文，无不字句斟酌，反复推敲，未有不妥。民师自恃才气，擅作修改，是何用意？”苏轼捋须沉思，恍然领悟，击掌叹道：“难得民师一番苦心，改诗用意不在诗，而是委婉寄语老夫遭挫折切勿悲观，处逆境切勿消沉，树立信心和勇气，从挫折和困境中解脱出来。”苏轼当即给谢民师回了一封信，表达了内心的感激之情，信曰：

      “某启。辱手简，不吝赐教，备增感慰。某谪居粗遣，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近稍能饮，不烦念及，未缘会见，万万以时自爱。”

从此，谢民师与苏轼之间书信不断，相互问候，互赠诗文，共叙友情。

    在这封书信中，苏轼对谢民师的文章评价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们没有看到谢民师的原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正是苏轼所欣赏的文风。这与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认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意思是作文不讲究文采，很难流传广大久远。同时苏轼自己的诗文也正是这种风格，不拘泥于形式，当发散的发散，当收敛的收敛，收放自如，恣肆汪洋，毫不忸怩作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对于孔子关于“辞达”的阐释，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写文章能够表达清楚意思已经很不错了，这是普通人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真正做到“辞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把握住事物的精妙处，就如同将飘渺不定的风捕捉住，将无影无形的影子抓到手一样困难。就算把这一点也做到了，但如果文章言辞的目的是为了达意，那么文采就不宜过分的运用。第二层意思：这种千万人之中也难寻得一位的能人，即把握住事物的精妙，那么在“辞达”的基础上还要运用文采，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古往今来，很少有人两者兼有。杨雄的做法他是很不屑的，杨雄好用艰深的辞藻来文饰浅显易懂的意思，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倘若直截了当地写出来，则什么人都看得懂了。杨雄自己也嫌恶这一毛病，他称他那套手法为“雕虫篆刻”。他与谢民师谈论这些深奥的理论，说明谢民师的文学鉴赏不在普通人之列，因为“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意即这些话可以同有智慧的人说，同那些俗人是讲不清的。从苏轼欣赏贾谊和屈原来看，他是非常看重文章的文采的。他认为贾谊若是生活在孔子那个时代，他是有资格做孔门的入室弟子的，而屈原的高度则是可与日月争辉。信的末尾，他引用欧阳修的观点：“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文章的价值在于文章本身，不必在意当时某些人的评价，有价值的东西自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很清楚文本与接受主体的辨证关系，只是一封书信的容量实在有限，不便展开谈。

附《与谢民师推官书》原文

与谢民师推官书

【原文】

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