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南京伏龟楼的遗址

标签:
转载 |
向东南方拍摄
从这个展厅出来,向南走5分钟,是另一处南唐遗址展厅。同样位于城墙肚内,展示的是南唐金陵城城墙上伏龟楼的遗址。
两处展厅均设计了内容详实、丰富的展览,介绍南唐的政治文化、社会风俗,为游客讲述南京城墙更悠久的“历史基因”。
主持那次考古发掘的南京博物馆考古队主任王志高回忆说,遗迹为长方形,东西长超过15米,南北宽近8米,残高1.5米以上,遗迹南侧部分墙体被叠压在明城墙下。之所以将此处初步认定为南唐伏龟楼有3个证据:一是遗迹内出土了南唐时的褐釉瓷片;二是砌筑使用的大砖与五代、南唐时期墓葬所用砖的大小、材质一致;三是宋代《景定建康志》和元代《至正金陵新志》等文献的地图上,明确画着伏龟楼,位置与发掘点基本相同。伏龟楼建于南唐,是城墙的拐角,其作用一是军事防御,一是登高观景。伏龟楼在宋代被誉为“金陵第一胜境”。宋人的游记中称,不到伏龟楼,就等于没来过金陵。
然而杨国庆在编写《南京城墙志》时却从文献中发现了疑点。首先,从该建筑遗址的砖头错缝来看,与历史上的伏龟楼形制不太相符。根据记载,伏龟楼共有88间,而已发掘的遗迹不过100多平方米,显然太小。另外,他在清代嘉庆年间《新修江宁府志》第8卷中看到一段记载,其中关于孝侯台的记载与遗迹的地点也相符。更加直接的证据是清代《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上的一段记载:“孝侯台在南门饮虹桥东抵城处,接赤石矶”,也就是今天雨花门的位置。
“其实老百姓的传说和许多书籍都错了,都把周处台的位置说成这里,但经过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及资料证实,我发现真正的“周处台”其实是在雨花门。”出版南京城墙志书的明城垣史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杨国庆披露了他的研究观点。
既然真正的“周处台”在雨花门,那为什么民间会出现“周处台”在老虎头的说法呢?杨国庆表示,主要是因为老百姓的以讹传讹造成的。“在《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上,就详细介绍了讹传的经过。
原来,在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南京明城墙时,在雨花门位置把“周处台”劈成了两半,一半在城外,一半在城内。当时有一位官员觉得非常可惜,于是在今天的老虎头一带建了高台,摆设周处像,供人们祭祀。这样一来,居住在这一带的云锦工人看到周处的祭祀祠堂,就讹传为周处读书的孝侯台。“这也就造成了后代的以讹传讹,其实雨花门附近真正的‘周处台’,在清朝时还存在,文人们都还见过残留的庵堂和古柏。”杨国庆介绍道。
而现在老虎头的“周处台”是清代重新修建的。后人在石观音庵后,今老虎台构筑了一座高台,立周处像一尊,很多人误以为这里就是“周处台”,就此以讹传讹。
南唐比东吴周处生活的时代晚了700余年,由于两处位置非常接近,因此对遗迹的认定产生了分歧。两位专家都表示,将对此作进一步研讨,早日弄清历史真相。
|
在老陈的指引下见到明人陈沂在《金陵古今图考》中收录的近10张古地图。其中《南唐江宁府图》、《宋建康府图》、《历代互见图》等3张是南京街巷详图,图中标明的伏龟楼都是位于周处读书台或是读书台下光宅寺的西边。另外,老陈还在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南京建置志》中发现了一幅古今对照的《南唐江宁府城图》,图中标明伏龟楼也是在光宅寺的西侧。
伏龟楼到底是什么呢?来到周处读书台东边、武定门公园最南侧的明城墙下,看到一处长方形的实心砖砌台基。它的南端被压在明城墙下,由青灰色的方砖层层垒砌成。旁边的说明中写道:2001年文物部门在武定门明城墙的修复过程中发现此处台基,并于2005年在此建了伏龟楼遗址陈列馆。
当年主持发掘的市博考古部主任王志高说,据南宋《景定建康志》等文献记载,伏龟楼除主要用于军事望守备外,还兼有登高观赏之功能。《景定建康志》中的南京城图上,伏龟楼就在周处读书台的东边。该处遗址的位置、建筑性质等方面和伏龟楼的记载都很吻合,因此它为南唐时期伏龟楼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南宋时,建康令马光祖利用伏龟楼旧址兴建“硬楼”,以加强建康城东南面的防御。明朝时,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又利用了前代城墙的基础,至此伏龟楼被彻底掩埋在城垣和蔓草之下。因此到明朝人陈沂编撰《金陵古今图考》时,伏龟楼早已无处可觅。再加上当时制图尚无比例尺的概念,所绘只是示意图,出现这样的偏差是难免的。
伏龟楼邻近二水亭、下水门
成书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的《景定建康志》载:“伏龟楼在府城上东南隅,景定元年,马大使光祖增创硬楼八十八间”。在该志的《府城之图》上,伏龟楼也被标示在城东南周处台东南。这对后来金陵史学大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元代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明代陈沂《金陵世纪》、顾起元《客座赘语》都遵从其说。
但清末陈作霖则在《凤麓小志》 中提到花盝岗也有伏龟楼:“花盝岗,一名伏龟山。南唐保大十三年山圮,得释宝志所埋石函,有铭曰‘乘鸡登宝位,跨犬出金陵’,亡国之谶也。山有楼,亦曰伏龟。宋范石湖《吴船录》盛称其形势回互。”
花盝岗,后讹为花露岗。范石湖即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范成大,绍兴二十四年进士,曾任成都、建康等地行政长官。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自四川制置使召还,五月由成都起程,取水路东下,于十月抵临安(今浙江杭州),沿途记其所见所闻,汇而成书,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诗意,名为《吴船录》。
范成大至建康,泊舟于靠近秦淮河下水门的赏心亭下。第三天,他跟随建康知府、江南东路安抚使、行宫留守刘珙巡视新修的建康府城。他们“自赏心亭渡南岸,由旧二水亭基登小舆,转至伏龟楼基。徘徊四望,金陵山本止三面,至此则形势回互,江南诸山与淮山团圞,应接无复空阙。唐人诗所谓‘山围故国周遭在’者,惟此处所见为然。凡游金陵者,若不至伏龟,则如未始游焉。一城之势,此地最高,如龟昂首状。楼之外,即是坡垄绵延,无濠堑,自古为受敌处。相传曹彬取李煜,自此入也。”
二水亭《景定建康志》有记载:“二水亭,在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西面大江,北与赏心亭相对。”下水门即今秦淮河西水关。《吴船录》中交代了伏龟山山名的来由、山势和伏龟楼的位置,认为城内最高、位于城西的伏龟山填补了金陵山本止东南、北三面的缺憾,在此处才能领略刘禹锡“山围故国周遭在”的诗意。范成大的记述早于《景定建康志》80多年,且是亲历,更为可信。
谶语石函出自升元寺殿基
关于南唐时因伏龟山坍塌,发现南朝高僧释宝志所埋石函一事,元人所著《宋史》、《至正金陵新志》均有记载。《宋史》记述最详,且载有完整石函铭文:“莫问江南事,江南自有冯。乘鸡登宝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灯。东邻家道阙,随虎遇明兴。”据《宋史》所说,铭文是释宝志所做偈语,当时名士陆倕、王筠、姚察等人都读不懂。有人向宝志请教,宝志回答说讲的是五百年以后的事。意指后来的宋军在曹彬率领下消灭南唐史事。
《宋史》引用了好事者对偈语的解读:“煜丁酉年袭位,即乘鸡也;开宝八年甲戌,江南国灭,是跨犬也;当王师围其城而曹彬营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营其北,是安仁秉夜灯也;其后太平兴国三年,淮海王钱俶举国入觐,即东邻也;家道阙,意无钱也;随虎遇,戊寅年也。”
关于石函铭文,早在北宋时的杨亿《杨文公谈苑》、李颀《古今诗话》中已有《升元寺石记》载录,与《宋史》大同小异。《古今诗话》载:“江南将亡,数年前,升元寺殿基掘得石记,视之,诗也。辞曰:若问江南事,江南事不凭。抱鸡升宝位,走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极,安仁秉夜灯。东陵娇小女,骑虎渡河冰。”《杨文公谈苑》、《古今诗话》 也对谶语进行了解读,但均未与释宝志相关联。
石函铭文也被《全唐诗》收录,诗题为《南唐升元殿基下石记(江南将亡数年前掘得此)》。升元寺即今犹存的花露岗瓦棺寺。《梁京寺记》载:“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城西隅,瞰江面,后踞崇冈,最为古迹。累经兵火,略无仿佛。李王时升元阁犹在,乃梁朝故物。”宋人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则指出:今西南隅戒坛乃是升元阁故基。足见临近下水门、二水亭的伏龟山即今花露岗无疑。
南唐城壕“碧玉缺城西”
宋代的建康府城、元代的集庆路城均是承袭了南唐的金陵城,轮廓基本未动。城外护城河环绕,因始筑于杨吴时期,史称“杨吴城壕”。今大中桥、长干桥、北门桥下的河流,均是其遗迹。《吴船录》关于“楼之外,即是坡垄绵延,无濠堑,自古为受敌处”的记述,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杨吴至南宋淳熙年间,伏龟楼附近金陵城有一段是没有护城河的。
十多年后,与范成大同年考中进士的杨万里写的一首诗可为之佐证。南宋绍熙年间,杨万里在建康任江东转运副使时,曾登伏龟楼,写下《与次公幼舆二子登伏龟楼》诗:“周遭故国是山围,对境方知此句奇。偶上伏龟楼上望,一环碧玉缺城西。”
城西城壕所缺一段,其实就是今西水关至赛虹桥一段。这也证明伏龟楼是临近城西的。城西城壕缺失一段的原因,估计是因为城南落马涧(今南玉带河)折往西流入长江(今南河古为夹江),也是一道天然屏障,对南边陆路沿江来犯之敌有阻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