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纳米颗粒到底会不会损害人体健康？本报这组系列报道提及的印刷厂女工悲剧，也许是少数研究的夸大其辞，也可能是真相显露出了“冰山一角”。从积极的角度看，此次女工中毒事件及原因追究早早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一分为二地看待新技术的应用。

“既不能把纳米‘妖魔化’，也不能放松警惕。”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元方教授认为，在纳米安全的问题上，科学界和政府监管部门应时刻保持审慎。有了这种态度，纳米科技就有望成为人类第一个主动“设防”的学科。

评估纳米安全不可一概而论

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者曾做过一项经典实验：让大鼠在含有粒径为20纳米的聚四氟乙烯（俗称“特氟龙”）颗粒的空气中待上15分钟；结果，大多数实验鼠在随后4小时内死亡。而另一组大鼠暴露在含直径为120纳米颗粒的空气中，则安然无恙。由此，许多人认为，物质的尺寸越小、毒性越大。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国家973项目“人造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性研究及解决方案探索”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重点实验室主任赵宇亮研究员说，影响纳米物质生物效应的因素绝不仅限于尺寸，它与纳米颗粒的化学成分、表面积、表面电荷、修饰基团等20多个因素密切相关。要把所有可变参数逐一列出再进行毒性分析，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尽管如此，科学家还是从大量细胞及动物实验中摸出了些许规律。刘元方告诉记者，综观各种已研究过的纳米颗粒，在工业及科学实验领域应用最广的二氧化钛和碳纳米管毒性较低，氧化锌及银、铜等金属纳米颗粒的毒性相对较大。

目前，各类实验掌握了不少纳米颗粒可能产生毒性的条件，但研究者并不十分了解其中的机理。比如，纳米颗粒与较大蛋白质的大小相仿，它们是否会侵入生物体的防御系统？一些纳米分子甚至会自组装，一旦进入人体后，是否会干扰或破坏生命过程？答案都还是未知数。

“自我纠错”意识难能可贵

与20世纪诸多科学技术所走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不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纳米科技的“自我纠错”意识赶在其大规模应用之前，已悄然萌发。

据刘元方回忆，2003年起，有科学家开始在《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提醒政府部门关注纳米颗粒可能对人类及环境产生的危害。如今，在google上已能找到“纳米毒理学”的研究报告2380篇，差不多每天就有一篇相关论文发表。

作为纳米研究大国，我国对于纳米安全性问题采取了积极态度。早在2003年，中国科学家就提出“绿色纳米”发展理念，纳米毒理学研究随之兴起。如今，由赵宇亮主持的973项目已深入研究了不同尺寸二氧化钛、氧化锌、碳纳米管、富勒烯等近十种纳米颗粒在不同剂量下的生物毒性，找到了一些有效的“消毒”方法。2007年，由他编写的世界上第一本纳米安全领域英文专著《纳米毒理学》在美国出版。

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解思深表示，我国较早支持了涉及纳米安全的研究项目，研究水平与世界保持同步。他强调，在一些涉及生命健康的研究项目，如纳米药物的研制中，必须包含生物安全的内容，“以人为本始终是纳米科技发展的原则”。

研究纳米颗粒的生物效应不仅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怎么样”，这对于相关政策、法规及防护标准的制订非常关键。据粗略统计，2005年，全球纳米制造的产值为300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将达2.6万亿美元。在预见纳米产业未来大发展的同时，刘元方深感时间紧迫：“眼下，人类受纳米材料的影响还有限。但我们必须在现在，而不是等纳米技术广泛应用之后，才来面对它的安全危机。”

纳米毒性研究进展还很缓慢

把方兴未艾的纳米生物效应评估，放到各国宏大的纳米研究计划中，不难发现，安全性研究并未像其重要性那样与纳米技术本身“平起平坐”。赵宇亮指出，目前纳米材料的生物环境效应、毒性和安全性研究起步不久，数据积累非常有限，评估流程与方法还存在不少待解的问题。

对于纳米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即使在科学家中间仍存在分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非所有纳米科学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对待纳米安全的话题。有人甚至认为，强调纳米的安全性，就是跟发展纳米科技“唱反调”、给研究者的满腔热情“泼冷水”。

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纳米安全的研究进程有些不尽如人意。2004年，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院发布了一份长达95页的评估报告：“纳米科技：机会及不确定性”，建议政府成立纳米物质生物环境效应研究中心，发展“负责任的纳米技术”。如今，5年过去了，进展依然缓慢。参与撰写评估报告的英国医学家安东尼·西顿说，如果将纳米颗粒的理论风险与传染病、老龄化、气候变化等更为棘手的现实问题研究稍作比较，你会发现，纳米毒性研究在公共卫生领域只是个“小课题”。他认为，除非政府设立一笔专项基金用于纳米毒理学研究，否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注定要“为钱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