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程方要我为他的诗集写一篇文字，其中的用意我是了解的：一方面我年长于他，出于对年岁长的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也有着与他相同的爱好。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我写的理由。谈论诗歌，哪怕是具体到某个个人的诗歌，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理解方面再深入，终免不了会有先入为主的东西的加入，而诗又是极富个性和私人特征的文体，将一种先在的标准横向移入到对眼前诗歌的评判之中，已经无形中具有了强迫的意味。对诗的阅读欣赏和对诗的评价批评毕竟还是两回事情。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歌写作者而言，所有的批评经验与理论，最终都是无效的。写作中的失败、危机和不足，才是要面对的东西，才是在写作中需要具体加以解决的问题。写作者面对的是一个无尽的空间。在时间上，也看不到尽头。方向、意义和需要做出的改变，只能依据自己对写作危机的认识而加以改变。整个过程无休无止。绝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时刻。

存在两种诗歌写作的态度：一种或许因为诗歌而不朽；另一种则视诗歌写作为终身伴陪的事情。不断地在诗歌写作中得到改变，也不断地改变着诗歌本身。我自己在想法上更接近后者，但别人作何感想和选择，纯属自己个人的事情。对诗歌的认识，不存在最终的结论。

应当看到，诗歌不可能带来普遍永久的光明。它是因为绝望所致，是对绝望的另类反抗。在一个日益功利和喧嚣的时代，一个人需要独立面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需要守候日渐耗尽的意义缺失所带来的虚无；人们需要在异质化的整体感受中，自己同自己游戏，清理、发现、重建和推倒与这个世界瞬间形成的关系，以便证明自己还活着、证明自己不甘被动地接受现实强加在自己头顶的一切。诗歌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一个走廊和通道。它使个人有可能与自己的感受形成相互的映照。

在写作的任何阶段，即使在初始阶段，也不要去理会现存的所谓的“诗坛”。从一开始就必须意识到，它们也是作为一种统治的要素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认清我们民族历史中形成的具有活力的诗歌传统，离它们愈近，才会在未来中走得更远。这种传统首先源自于个人的无奈与无助，然后才指朝向集体。让那些对于诗歌的优劣判断，从一开始就被抛到身后。关注自身的肉体，依靠它的痛痒来确定自己诗歌写作的方向。

诗歌属于语言谜语结构中核心的部分。靠诗歌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它可以引人入思；使人能够进入一个思考自己何为何从的情感领域。如果这样的领域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人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人都是会说话的动物。在言谈中，人才有可能展开自己，并且有可能懂得学习如何关照自己、认识自己；才有可能通过交流来相互辨认我们彼此身上相同的东西。

每个人所写的诗歌，最终都得要通过自己来完成。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在你自己个人的境遇中，存在着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情形。抓住那个瞬间里有别于其他的自己，抓住那个时空点位上的切身感受，就是抓住了诗。我们在语言中能为诗歌所做的仅此而已。它既不能让我们长命百岁，也不可以使我们一劳永逸，但我们必须在诗歌中把握住这一个一个的瞬间。在生命的每一个点上住留，生命才能够长久地住留。

谨以此与程方共勉，也同这本诗集的读者交流。

　　　　　　　　　　　　　　　　　　　　　　　　　　　　　　　　　　　　　　杜爱民

　　　　　　　　　　　　　　　　　　　　　　　　　　　　　　　　　　　2011.2.10于西安中海

　　杜爱民先生，著名作家、诗人，现居西安。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著有《非此非彼》、《眼睛的沉默》、《马语》、《西安往事》、《你的城市以西》、《自由落体》、《生在西安》等，有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