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文究，多不愿攀附权贵，因而大抵也都吃过不少苦头。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三番几次因诗被贬，宋代大词人苏轼被多次排贬而直至客死他乡，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柳永才高八斗，屡举不第，为此他写下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他们的经历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道理，文人的一生，多是感怀而悲戚的。

或许这样的见解有些偏颇与极端，但我还是不禁唏嘘这些文豪们生时的境遇。其实在百年千年后的我们看来，名传千古的恰恰是这些生时怀才不遇的文人们，那些在当时压制他们的权贵，却在历史的烟云中散淡了名姓，没有留下些许记忆。假如用生的悲苦来换取生后的名鼎，现实的现代人大多不会这么去做。除非这确是一个类似于路遥般纯粹的文人，可以耗尽生命的能量来追寻一种直白的精神世界享受，全然抛却了浮名与诱惑。而现实，只有路遥一人白描了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不朽的巨笔。

拥有着世人所鄙夷的酸腐和清高，一代一代的文人默默无声地走着自己的路。他们少言，并非不善言，而是不愿言。其实不说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他们把本该从嘴里说出的话，写在了纸上而已。如此不必口口相传，反而可能留存长远。

浮名与文章，本不可同日而语。浮名是绊身的，是绊倒而非牵绊。而文章却可以静静地在历史的烟海里留存。因此，文人们识字忧患起，满腹的经史哲纶，一张口家国天下，但往往只能将这种情怀深深地压制在心底，拥着心中的明月清风，独在小案窗前坐看风云变化。这是一种深深的无能为力，在不被世人认同的悲愤与怀才不遇的失落面前，文人们将精力与情绪挥写在纸间。而很多传世的经典之作，也正是在文人极端的忧郁与压抑的心情之下，带着酒劲的犀利，纵情恣意挥洒出来的。当时可能并不自知，却无意中传承为流世的典藏。

浮名何以立身？其实能够抛却浮名，倒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对于文人来说。但反向思维一下，能够抛却的，也必不是凡人了。却总之，不论什么，放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宋代邵雍便写道：“到官争忍便忘情。”假如人的一辈子，缺少了一种真情的表露，而面对不同的人戴着不同的面具而生活，本身即是一种失败，更甚为可悲。

“立身苦被浮名累，涉世无如本色难。”是联，乃鲍丈清著《启功杂忆》开篇第一句也，既为题笺，意存深远。启功虽为皇族，而强干弱末，贵而不显，年少而困，成其克已忍耐之性。观其联而感浮名，如若虚誉，一种虚有的名声，一种不实在的称誉。而假如在虚有的名声和不实在的称誉之前，再冠以人为触动的痕迹，那么，一个人，纵然有着博古通今的明志，但定少了一分淡泊宁静的高雅。

燕子总是在寻常百姓的屋檐下筑巢，而鲜去飞进深宫大院，因为真正的文学只有来源于生活，才可能高于生活。同样，动人的风景一般都出现在炊烟袅袅、丹霞映衬的乡间田陌，因为只有最贴近生活的原始画卷，才是最为真实而美丽的。

因此我感觉，用浮名的假意而换取生活的真谛，如若以一人之所好而强求于众人之所前，实有缘木求鱼之嫌。

君行健，争忍浮名否？我自问后，还是不觉摇摇头。能得到总会有失去，而失去的时候，又焉知不是“塞翁失马”呢？我清白的面颊上言笑晏晏，暗暗对自己道：“无论什么样的理由，你都不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呆得太久了。”因为假如给我一个浮名，我可能会在短暂的高兴之后长久地悲苦。而抛却了浮名，却真的可以举酒闲散，低唱自己喜好的字句。如此，人生才可以精彩而真实。

突然想到，最近开始研习篆刻，人生不就正如那一枚小小的治印吗，想要留存久远，没有一笔一划的刀笔镌刻，又怎能熔铸下真正的生活的烙印。因此，“真人也，行本乎性，悲乐从于形神。喜恶悲欢何为不形于色？”尽皆率性而行，是谓本色也!

我华丽地转过这个身子，记录下心里的字句。假如人生可以选择，我愿追寻一份才，而放任一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