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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最远端(六)

(2009-01-12 04:38:15)
标签:

造反派

大字报

远端

文革

刘允若

苏联

情感

分类: 记忆的最远端

                 (六)

 

1982年出版的《康生评传》(红旗出版社,作者:仲侃)中,记录了1967211康生接见党校的造反派头头时说过的一段话:

“首先计划一下,斗争几个。我设想,找二十七人或二十八人,三个人或两个人研究一个人,把工作分配一下,三人小组或两人小组专门汇集、调查研究这个人的材料。……例如拿宋扬之说,我们知道他同廖沫沙有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市到廖沫沙、邓拓、姬鹏飞及其子女那里去调查材料。……研究这个人什么问题,什么性格。有的人先劝一下,有的人先压一下,这要看具体对象。”“这六人哪一个最容易攻?先攻哪一个?先选弱点。似乎苏承德做点说服劝说工作有点希望,因为苏振华已经成了黑帮”。

这段话被认为是康生向自己的打手传授“逼供信”的经验,针对的就是“红战团”被抓的六个人。撇开书中明显的政治色彩不谈,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六个人将会面临着一场软硬兼施的审讯。

 

我父亲被抓后,一直关在公安部的监狱,三个月后才获准出狱。但他却是六个人中最早出狱的。

母亲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文革那会儿,你爸爸就是不听劝,非要和那些年轻人搞在一起。他们保卫科的观点倒很一致,全是一派的。不过,你爸爸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把大字报贴出去了。那些大字报本来被他锁在办公室中,结果别人也有钥匙,背着他就贴出去了。最后,帐都算到了他的头上,因为他年龄最大,被当成了他们的‘高参’……”

我也曾听父亲说过,他当时其实只是帮他们改了一大字报,改掉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语言。

 

至于我父亲在狱中的情况,他后来谈得并不多。只说他曾经跟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关在一间牢房中。监狱的看守说我父亲“穿得像伙夫,写字像大夫”。等等。

至于我父亲为什么最早出狱,他自己说:“我没有硬抗,认了错。”“他们坚持不认,被关了12个月,最后还是认了。”

关于这一点,我其实更能理解父亲。这应该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在那种情况下,就凭几个人的血肉之躯体,怎么可能动得了康生的一根毫毛?后来的岁月中,我父亲的内心深处始终就没有认过错。直到1978年,胡耀邦为“红战团”平反时,尽管当时的中央似乎已经对康生盖棺定论了,他们仍然坚持要保留对康生的看法。为后来中央重新调查康生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我父亲曾经说过,他在监狱里时,刘允若总是对江青说他“里通外国”耿耿于怀,并问我父亲对此有何看法。我父亲当然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劝他想开点。

对于这一点,我曾经有点疑问。1967年,对于刘允若来说,最重大的事件似乎应该是父亲刘少奇的被打倒,可他为什么对此无动于衷,却偏偏专注于江青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呢?

后来,看了一些关于刘允若的资料,才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相比起来,刘少奇的九个子女中就属刘允若的经历最为坎坷。母亲何宝珍遇害时,他还不到3岁。一九四六年聂荣臻派人找到他时,他正在大街上卖报纸,衣服破烂不堪,瘦得皮包骨头。后来,到了50年代,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了一名苏联姑娘。但刘少奇并不接受这门婚事,而且找了个借口骗他回国。不料,刘允若却很专情,想了各种方法,企图返回苏联,都没能成功。王光美为了让他回心转意,还曾找过电影《五朵金花》的主演杨丽坤,希望她能成为刘允若的女朋友,但遭到了回绝。

刘允若不仅在爱情上有独立执著的追求,思想上也很叛逆,在家里常有不合时宜的言论。终于有一天,刘少奇对其失去了耐心,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处理刘允若。刘少奇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等于是葬送了儿子的一生。刘允若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并下达处理指示:一,对他必须严加管束,应该让他下放劳动。现在没有必要提出爱人问题和入党问题;二,把他迁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劳动;三,加强对他的审查,必须调查他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革刚一爆发,刘允若就第一个站出来揭发、批判刘少奇,成为了七机部造反派的领导人。

 

现在看台湾电视,常常能看到一些民进党人小丑似的表演。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未必就是这个样子。在家里,他可能是个慈祥的父亲;在学校,他可能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师;在路上,他可能是个关怀体贴的长辈……那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仅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残酷无情。想来想去,这个能够彻底颠覆人性的东西,应该就是“政治斗争”!

弟弟在他的博客上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傻杨子”的文字。在我的印象中,“傻杨子”的父亲是个非常谦卑的老红军。但超出我想像的是,当年带着人抄我们家的人,竟然就是他。母亲跟我说这件事时,我几乎惊呆了。我完全无法将这两个形像合为一体。由此可知,文革的荒唐无处不在。

同样的感觉也可以放到武葆华的身上。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前,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据说,在江青面前,他比迟群更受重视,因为他是“科班出身”。

1985年,我在中央党校书亭当营业员时,武葆华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哲学教研室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因为来书亭买书,我跟他有过几次接触。说实在的,从表面上看,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他和文革中那个叱诧风云的造反派形像联系到一起。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阶级斗争”,他们原本跟我们一样,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


记忆的最远端(六)

在网上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刘允若和刘少奇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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