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基因》读书笔记：

             第十一章：新的复制基因的出现（二）：进化的进化

 基因必须寄生于生物体内，生物体为其载体。生存的关键取决于生物体的自我繁殖、自我复制的能力。如果一旦这个载体不能自我复制了，那么这个基因也就中止了。而“上帝”这一概念的载体就是人类文化，必须要使人类文化不断传承下去，“上帝”这个概念才能不断传承下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就是一本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首诗（如屈原的离骚）、一首歌，也只有在人类的文化汤里才能复制、传承下去。

文化的传播有一点与遗传相同，这种传播是有节制的，要一代一代往下传，而不能跳跃。尽管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穿越剧中，一个现代人由于多种原因，穿越到古代，在古代的环境中利用现代的知识而大获成功。但实际上一个古代人（如屈原）与一个现代人，是无法随意交谈的，因为文化有代沟。不要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就是明清时代的人，也交流不起来了。儿子与父亲虽有代沟还能交谈，但与祖父的话就明显少了，而与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等，根本就无法交谈了。

广义上讲，信息通过模仿的方式得以自我复制，信息库里一些信息比另外一些信息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这过程与自然选择相似。这与前面提及复制基因的特性是相同的，取决于长寿、生殖力、与精确的复制能力。其中生殖力比长寿要重要得多。如果信息是一个科学概念，他的传播将取决于它在人群中受欢迎的程度。有些科学杂志，就是根据它被引用的次数，来计算出它的影响因子，一个科学概念的传播将取决于它在一群科学家中受欢迎的程度。而一首歌曲，则取决于在人群中流行的程度。现在在网络上讲究的点击率，就是由此来看这一段信息受关注、被引用的程度，这就是这段信息的生殖力。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信息传播的精确的复制能力，与基因呈颗粒性全或无遗传不同，信息从一个媒体传到下一个媒体时，很可能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一些改变，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多少代下来，传给你的信息已经不是原先的模样了。所以一些古老的学派、宗教，传授至今会有如此多的学派、分支，各派解释纷纭、争论不休。正如我们现在都信达尔文的学说，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解释达尔文学说的方式。就是达尔文现在再来看他以前写的那些书，他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以前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但作为进化论的达尔文主义，作为一个大的文化概念传承下来了。以后会不会再分派，各有各的解释，就很难讲了。

信息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竞争呢？我们知道，凡是存在基因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那么，信息呢？毫无疑问，信息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任何一个使用计算机的人都知道，计算机的时间和记忆储存空间是非常宝贵的。以金融的角度来看就是非常昂贵的，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与空间比较起来，时间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限制因素，因而是更激烈的竞争对象。人的大脑也是一样，在同一时间内只能进行1件或少数几件工作。如果这时一个信息想控制一个人的注意力，它就必须排除其他“对手”的影响和干扰。信息系统的竞争比基因系统的竞争更激烈，更多样化，面也更广，也更无情。包括报纸版面、电台播放、电视频道、广告面积与时间。其中，广告无疑是一种最成功的竞争策划，到现在还有许多以往的经典广告用语在流行（如“味道好极了”），进入了文化。在基因库中许多基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形成基因复合体，与染色体紧密结合，以致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文化信息呢？无疑，也是一样，如中华文明，连同它的宗教、礼仪、建筑、法律、音乐、艺术融合成为一个稳定的整体，一起传承，发展。

相互适应的信息复合体和相互适应的基因复合体一样，具有同样的进化方式。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为其自身利益而利用其文化背景的信息。这个文化背景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一旦形成，与基因库一样，信息库逐渐取得了一组进化上的稳定性，这使新的信息难以入侵。这就得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侵入是如此之难。在十九世纪，西方来的现代文化几乎同时到达日本和中国。日本由于信息库的稳固程度远不如中华文明，所以很容易被侵入，融合，出现了明治维新。而在我国，则难多了，始终在拉锯，进进退退，出现了“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的格局。再往前推2-3百年，西方正进入“文艺复兴”阶段，思想大解放，信息大爆炸，工业大革命，历史正飞快地向前发展。而那时世界文明的另一极，古老的中国却正面临着满清入关的悲剧，以一种落后的文化来统治先进的文化，其结局已经注定。即使后来被有些史学家吹破天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沦为全民奴化的结局，落后倒退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凡是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的，社会就发展进步。唐朝取代隋朝，在文化上几乎是无缝对接，他们本来就都属于一个“关陇集团”，李唐王朝文化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会如此兴旺的原因。而随后的明朝，虽也是汉族驱逐异族，但朱元璋的文化档次就差远了。好不容易，几百年明朝慢慢复苏，现在一提起明朝，首先进入脑海的就是“阉党”横行，但明朝的文化其实是不错的，至少有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但清兵就不同了，再次以落后文化统治先进文化，奴化就是其结果。给人最多的印象就是，一个好皇帝领导着一大群“奴才”，而这一大群“奴才”又统治了更大的“一大群奴才”，直至全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才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进入中国“文艺复兴”的春天。

我们人类是作为基因机器而存在的，我们与生俱来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可以留给后代的东西有两种，基因和信息。我们在基因方面的功绩三代以后就会被人淡忘，而五代以后，则几乎被完全忘却了。你的儿女、孙辈可能在某一个特征方面与你相像，但每隔一代，你传给后代的基因就要减少一半，相似度就要减少一半，直至无足轻重。我们的单个基因本身可能是不朽的，但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基因复合体迟早是要消亡的。孔子和老子作为一个基因载体，也许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还有1-2个活着的基因，也许早就没有了，但谁在意呢？我们并不指望生殖能带来永久性，使我们的基因永存。但人类还有其他生物没有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信息的传递者。创造出来的文化信息却仍然传递下来，盛行于世，不仅仅是老子、孔子，还有苏格拉底、帕拉图、达芬奇、哥白尼、以及瓦特、牛顿、爱因斯坦等等，他们留下的信息复合体，哪怕只仅仅是一个见解、一段乐曲、一幅画、一首诗、一个火花塞都完整保留下来了，历久而弥坚。

我们早就说过，自私的基因是没有预见能力的，但人类有！说明人类已不再单纯作为基因机器而存在了。基因一旦为其生存的机器提供了能够进行快速模仿活动的头脑，信息就会自动接管过来。更何况这个基因机器又创造了比自己更大、速度更快的电脑呢？这些都形成了新一代进化出现的原始汤。基因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它们进行自我复制，仅仅是处于本能，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基因，会放弃其短期的自私自利，但人类就不同了。在中国古代，曾有过“知”与“行”的争论。一般人都是“先行后知”的，实践出真知，做了才知道；但也有一批先知先觉的先贤，如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却能够“先知后行”。有了一定的预见能力，知道自己工作的预期后果。后王阳明横空出世，提出了“知行合一”，就又进一步了。通过实践，这一步居然给他又走通了。这充分表明，开始作为基因机器出现的人类，由于信息意识的出现，进化，已从大脑的“原始汤”中走出，远远不止起着基因机器的作用了，开始了新的进化顺序。

人类可能还具有一种非凡的特点----表现为真诚无私的利他行为的能力。即使我们着眼与阴暗面而假定人性基本上都是自私的，我们自觉的预见能力，也能够防止纵容盲目的自私基因去干出那些最坏的、过分自私的行为。我们已经具备了应用我们大脑的力量去照顾我们长期的自私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那些我们有生具来的自私的基因。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文化的力量！靠的就是那些灌输到我们大脑中的利他的文化信息！我们甚至可以坐下来细心安排培养纯粹的、无私的利他主义。而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中是没有丝毫立足之地的。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制造的，作为信息机器而被培养的，但现在我们已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我们，我们人类，才能够反抗自私的基因的奴役。

人类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靠的就是我们的大脑，无数大脑组成了原始的“大脑汤”。当光依靠“大脑汤”还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又找来了帮手----电脑。依靠电脑的速度与容量，加上我们的大脑，一起来对抗至高无上的基因。这本书是1976年出版的，那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容量已扩大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使我们的“大脑汤”已进入无限大的境地，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拥有如此巨量的容量，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战胜自私的基因已毫无悬念。

但我们感到担心的是，要掌控如此巨量的“大脑汤”，人类已日渐捉襟见肘，而在在里面自由浩翔，操控自如的却是人工智能，也许，将来有一天，人工智能也会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只有我们、人工智能，才能反抗人类的奴役。

                       吴小庆